我们三人穿着黄色的雨靴，站在浑浊的水里。这是一条名叫莫尔道的小河，它穿过奥登森林，流入莱茵河的一个弯道。我们站在那里，一个提着蓝色的垃圾袋，另外两个则把在浑浊的河水里找到的东西往里放：生锈的可乐罐、油腻的塑料袋或是其残余部分、螺钉，还有一只鞋子。这些都是村民们长年累月扔到河里的垃圾。

我和另外两个儿时的伙伴义愤填膺。我们想为小河助一臂之力，使它的状况有所改善，而且要实现远大目标：让鲑鱼回到河里。我们从六岁就开始钓鱼，对鱼的种类了如指掌。还有，那些年垂钓者们也在唠叨着要在莱茵河实施“鲑鱼2000”计划。八十年代末，莱茵河是一条又臭又浑浊的河流。如今，这条河里又有了鲑鱼。

青少年的热情与成年人的榜样

就在我们站在河边的时候，突然有个人停在路边的栏杆旁叫我们。他是村里负责青少年工作的。当我们把我们的目标告诉他时，他顿时也有了一个主意。就这样，“米尔塔尔青少年环保小组”成立了，并成为村里的第一个环保教育基地。接下来的三年对我们来说是寓教于乐，可谓真正的课堂。这位青少年工作者还找来了一位环保教师，我们跟着她一起在小溪岸边打黑桤木桩，让堤岸更加牢固、更加自然；夜间带着探测器寻找蝙蝠；在小溪里捞虫子。

随着年龄的增长，在环保小组与泥水打交道的时光成为过去。16岁的我，开始有了政治倾向，也想上街高呼反对核能，想作为乡村反抗者在自己的家门口改变些什么。出乎意料的是，居然还有志同道合者。至于大家都喜欢打乒乓球，大概纯属偶然。在虽不会打反手但主意颇多的塔雷克的建议下，我们这些人成了青年社会主义者。我们要实现的目标很快便十分明确：开设夜间青少年专用公共汽车、沿着联邦公路开辟自行车道、组织反核能游行，尤其是在村里设置太阳能。我们一连几个月收集信息，写了一本太阳能读本。我也写下了我的第一个新闻发布稿。

如今回想起来，我会扪心自问，哪些事成功了，哪些没有。个人的直接环境起着决定作用。在熟悉的环境中发挥作用，获得认可，会给人带来很深的影响。当然，没有有的放矢的辅导也不行。遇到那位青年工作者是我们的幸运，当然，我们自己的勇气和对鲑鱼的狂热也不可缺少。

环保教育的新时代

今天，进行环保教育的气候改善了。我的印象是，九十年代的时候，这个话题还不那么被重视。德国统一及其后果占据了主要地位。但是现在，很多人越来越多地公开发问，我们究竟要给孩子们留下一个什么样的自然。环境哲学家安德烈亚斯•韦伯（Andreas Weber）在他的书和散文中主张，要让孩子们更多、更自由地接触自然。自然社会学家莱讷尔•布雷墨（Rainer Brämer）对幼儿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查研究，他要求让儿童重新熟悉自然。这场讨论也是来自美国，那里2005年出版的《林间的最后一个孩子》一书轰动一时，掀起了一场广泛的讨论。

我感觉到，一场运动正在兴起。住在我楼下的汉娜•海内费特（Hannah Heinevetter）也是这样说的。她是一位环境咨询师，参加的会议一场接一场。她提到环境教育学中众多的创意，无论是带领中小学生们互动考察汉堡河流，追寻水獭踪迹的地质教育旅游、她自己正在策划的气候体验营，还是为儿童开办的课程、对教师进行培训，以及大学新开的专业，还有幼儿园为倡导可持续生活而开展的的“幼儿园21”项目。此外，还出现了诸如柏林自由大学指导下进行环保管理的“学生公司”等其他创意项目，为年龄稍大、容易放弃的青少年提供可持续性激励措施。

眼前诸多的创意让人鼓起了勇气，让人想到我们的孩子也许懂的东西和保护的东西会更多，而且比我们这些大兴土木的业主们更善于建设。而只有不远离自然，他们才能够做到。

种种禁令使我们远离自然

如今，德国社会无处不在的禁令和分隔，使原本垂手可及的自然变得陌生和遥远，变成了篱笆后面和电视屏幕上供人欣赏的有趣景象。无形的指示牌上，写满了“禁止触摸”、“徒劳无益”之类的词语。

我虽然也在试图让女儿摆脱这种种束缚，但是，我们心中对社会的分隔早已习以为常，而且日益加深。那些布满足迹的小溪和当年抓到的昆虫以及栽种的树木，都离我那样遥远。作为记者，我的文思不能任意飞翔。有时候我想象它们真的能够这样，就像今天这样。我刚刚写完一篇文章，其中一个段落，讲的就是莱茵河与波恩附近西格河的鲑鱼。

秋天的时候，那些鲑鱼会跳过1.8米的水坝，就像是在阿拉斯加，人们可以前去观看。而在二十年前，无论是在那里，还是我当年的村庄，没有人相信会出现如此景象。

作者：Torsten Schä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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