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想：在一个村子旁边有一片草地，所有村民都在这里放羊，因为土地属于他们共同所有。人们把这些供所有人自由利用的资源称为公共资源，用时髦的词汇来说，叫“Commons”。公共资源多种多样，有森林、地下水、野生药用植物、鱼类等等。但是，它们岌岌可危。这些可供自由利用的资源面临的问题在于：使用者往往只顾自身利益。每个精明的农民都会不断扩大自己的羊群，但是，很快便羊多草少，草地不堪重负而枯竭。精明的农民只能自认倒霉。

对资源过度利用的现象，没有人有政治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那样深入的研究。学术界和公民社会对她有关公共资源观点的讨论方兴未艾。2009年，奥斯特罗姆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作为对她终生事业的嘉奖。同时，对公共资源中最突出的问题──气候变化的讨论，奥斯特罗姆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公地悲剧”的景象刻骨铭心

1968年，生物学家加勒特•哈丁（Garret Hardin）撰写了一篇颇具影响的文章，使过度利用的草地的景象，在几代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脑海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哈丁写道，无论是过度捕捞、砍伐森林，还是过度把自然当作垃圾场，“对公共资源的自由支配使大家同归于尽”。哈丁认为对自然的过度利用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行为模式，称之为“公地悲剧”，由此把人类定性为无可救药的利己主义者。

公共资源并不必然以悲剧告终

与许多科学家同行不同，奥斯特罗姆不愿接受这一看法。尽管她不否认有森林被砍伐、土壤被过度利用而衰竭的情况，但是，针对这些悲剧性案例，她也列举出世界上许多相反的案例。譬如，尼泊尔农民几百年以来成功地对稀缺的水资源的分配达成一致；日本农民共同经营绿地，共同收获，平均分配收成，同样也有几百年的历史。

奥斯特罗姆箸作等身，她在其中一本书中这样描写自己的科研计划：“我不认为人们拥有公共资源便会陷入一个不能自拔的陷阱。我要指出的是，人类摆脱这种窘境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环境条件。”也就是说：奥斯特罗姆相信，人类并不必定是盲目的利己主义者而自取灭亡，而是有能力相互沟通，自行商讨规则，并对规则的遵守进行监督。公共资源不会一定以悲剧告终，奥斯特罗姆相信人类的认识能力。

气候变化：“人类最大的两难处境”

然而，面对气候变化，奥斯特罗姆案例的乐观究竟还能走多远？因为，空气也是一种供所有人自由利用的公共资源。如果人人都减排二氧化碳──也就是说，少放羊吃草──就可以阻止对它的过度利用。但是，迄今为止，个人和国家的自私自利决定着如何对待这一宝贵资源。诺贝尔奖得主奥斯特罗姆也承认：“气候变化也许是人类所知最大的两难处境。”

面对这种两难境地，奥斯特罗姆提出什么建议呢？她列举的案例只不过“证明”了人类能够在小范围的群体内携手合作。但是，要对大气这一全球公共资源的利用制订规则，则远远超出了一个村庄和一个地区的影响范围。为了防止大气层以悲剧告终，我们难道必须等到人类作为全球共同体走到一起的那一天吗？

奥斯特罗姆的回答是否定的。在去年发表的纲领性文章《行动，而不是等待》中，她告诫人们：“签订一项全球层次上减排的有效、合理和可行协议的谈判，持续数十年而一事无成。有鉴于此，继续等待可能导致悲剧的发生将无法阻止。”

启动一个学习和试验的过程

奥斯特罗姆提出的要求是：不要只干巴巴地眼盯着国际气候谈判，各地区、地方、公司和组织应该行动起来。奥斯特罗姆相信他们能够认识到对大气过度利用的问题，并在他们的范围内，制定采用与气候相适应生活方式的规则。虽然全球气候协议并不会因此而可以放弃，但是，气候保护应该在不同层次上同时进行。奥斯特罗姆认为，这样可以启动一个“学习和试验的过程”。

奥斯特罗姆的思想在她去世以后仍继续有生命力。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奥特马•艾登霍费尔(Ottmar Edenhofer)等科学家，就援引奥斯特罗姆的观点。艾登霍费尔在他的文章《大气属于谁？》中，强调地方和地区层次保护气候不可或缺。人们实际上也有许多创意，无论是公民自行管理的太阳能设施、为区域环保粮食供应而共同经营的城市菜园运动，还是居民自己动手开展公共能源供应的发展趋势，人们对公共管理资源的意识在不断增强。

在城市菜园运动中致力于实际贯彻公共资源理念的公共资源理论家布莱恩•戴维(Brian Davey)，甚至还在其中看到了一个“能够激发人们重新互相合作、分享资源的伟大思想”。让人们重新认识到这一能力，正是奥斯特罗姆的功劳。对羊群来说，这也是件莫大的好事。

作者：Eva Mahn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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