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口号的一个主要作用就是制造一种幻象，当人们的视听被无所不在的“和谐社会”和“小康社会”口号来轰炸时，口号本身这一现实就被当成了口号所提倡的现实，喊口号者因此就轻而易举地通过喊口号超越了现实，实现了理想。

在当前，对“和谐社会”的热衷无疑是因为中国社会中和谐的缺失，而“小康社会”无疑也仅仅是一种口号中的现实。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中国在进入21世纪的同时也有96％的人口进入了(初级)小康社会。如果在中国进行一个代表性民意调查，如果不把小康仅仅定义为温饱，那么认为自己的生活已经达到小康的人口比例是否会过半数，都是大可怀疑的。

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指标或者指标体系来定义“小康”，一个小康的社会应该是一个结构稳定、人们安居乐业的社会。而目前来看，中国与其说是一个小康社会，还不如说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这里说的风险既包括了实实在在的、可以用物化指标来衡量的风险，也包括了人们主观感受的对未来的笼统的不安全感。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小康，如果不看这个社会各阶层抵御风险的能力，无疑是难以作出有说服力的判断。

已经进行了近三十年的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政治体制改革虽然缓慢，但是所带来的社会变革却是深刻的和难以逆转的。中国的社会转型方向难以把握，这对于社会控制者、社会成员和外界观察者来说都是如此。尽管如此，中国的社会结构分化趋势却已经有了大致轮廓－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社会中间阶层比例小。

在贫富两极中，由大部分农村人口、城市流动人口、失业人口和城市低收入及无收入人口为主体的贫困一极虽然在绝对生活质量上与以前相比有了提高，但是他们无疑是中国社会变革过程的失意者，是对自己命运最不能把握的群体，他们缺乏社会保障，生存状态基本是处在为得到和把握最基本的生存机会而挣扎。在现有的社会政策下，这一群体很难分享不断增长的社会财富的积累。对这部分占人口多数的人来说，“小康”尚远，而靠自身力量来抵御社会风险的能力则近乎为零。

如果中国能够被称为“小康社会”，那么这一社会中真正能达到小康的阶层无疑是所谓的“中产阶级”或者“中产阶层”。这一阶层随着其定义所采用的不同经济、社会的和文化上的指标而有所不同的指向。虽然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李春玲的很有说服力的分析，中国只有大约过4％左右的人口符合通用标准而可以称为现代中产阶层，但是大体来说，中国的确有这样一部分白领阶层，按照中国国家信息中心某官员的中产定义，他们“拥有稳定收入，有能力自己买房、买车，能够将收入用于旅游、教育等消费的人群”。根据通常的政治与社会转型理论，这一群人似乎最具有中产阶级的特质－政治态度温和、价值多元、反对极端激进、主张渐进改革，是现代民主社会的稳定基础或者是促进社会民主化转型的主要力量。

这一部分我们姑且称之为“中产阶层”的人，他们的生活其实也如履薄冰，他们抵御现代化工业社会固有的风险(健康、失业和养老)和转型社会特有的风险的能力其实也是非常低。随着中国经济日益融入并依赖全球化，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危险也给“中产阶层”赖以安身立命的稳定收入带来不稳定因素。传统意义上的一直可以干到退休的职业几乎不复存在，年轻一代就业人口教育素质的提高和流动性特点为稳定的中产阶层带来空前的就业压力和不稳定感。由于中国劳动权利保护法的薄弱，所谓的“中产阶层”实际上都面临着极高的劳动权利被侵犯风险。

在现今中国，上述“中产阶层”其实和贫困阶层一样，法律基础缺乏的或者极不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不足以使他们能始终有效抵御疾病风险，生场大病或者家庭成员生病都有可能使一个“中产家庭”破产，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风险非常大。除此之外，供一个子女接受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所需要的费用也足以使很多中产家庭不堪重负，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社会的高风险使得教育被视为一种抵御风险的投资行为，而不是把教育视为一个健全心智和实现人格发展的基本前提。

另外，现代化的工业社会本身就是一个“风险社会”，如德国的社会学家乌尔利希.贝克和英国的政治社会学者安东尼.吉登斯指出的技术发展带来的风险(核污染)、环境风险、金融风险以及各种可能的突发事件带来的社会振荡。非典危机、松江污染、禽流感等事件已经让中国人对此有切身体会。除此之外，中国社会还有着转型社会特有的风险，如社会关系不稳定，制度化保障缺乏，共同价值瓦解，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单位解体后社会生活单元的解体，社区的不存在，维权渠道的匮乏和维权代价大，缺乏有组织的利益代表等。一般性的工业社会的“标准风险”加上转型社会特有的风险，中国社会应当说是一个高风险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