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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出动军警平息新塘骚乱

2011年6月13日

广州增城新塘镇一四川籍孕妇被打,引致当地的川籍人士抗议,中国当局随即抓捕了25名四川人,目前在广东各地打工的四川人新塘进发并示威,要求当局释放同乡及严惩打人者。

Am 25.07.2010 demonstrieren Tausende von Einwohner in der Stadt Guangzhou, China. Sie protestieren gegen den Plan von der örtlichen Behörde, Radio- und TV-Sendungen auf Guangzhou-Dialekt (Cantonese) einzustellen. Zulieferer: Fengbo Wang
近年中国公共事件频发图像来源: Newsniper

据中国网民在新浪微博和Twitter发布消息和上传照片,连日来,大批川籍打工者集结至广州新塘抗议示威。要求释放川籍被抓打工者和严惩殴打川籍孕妇的人员。

据悉,此次事件的缘起为6月10日,一位四川籍孕妇王联梅在新塘镇大敦村摆摊,遭当地联防队员殴打,现场有一千多人进行了抗议,警方当场抓捕了25名川籍打工者。川籍打工者当晚发起反击,破坏路障和公共设施,放火焚烧大墩村委会、治安队、交警队办公室。有参与者估计,当晚人数最多时达五、六万人。

打工族与本地人的矛盾

中国官方在事件发生后一度出来进行澄清,说孕妇没有受伤,并指有人借机聚众滋事。中国官方的说法并未平息事态的发展。昨日又有川籍打工者将油罐车开至107国道,烧毁多辆油罐车并造成交通瘫痪。而当地居民也组成守护队伍进行自卫。事态的主线从抗议当地政府管理部门野蛮执法,演变为四川人与广东本地人的矛盾爆发。

据目击者称,新塘全镇商铺多数关门,避免遭受破坏。各主要路口均有警员驻守,在进入事发地点的大敦村路口,警方用栏杆围住,禁止民众进入,多队全副武装 的特警来回巡逻,警车、装甲车、消防车分散戒备。有民工烧毁多辆停放在当地广场的汽车,有人在网上号召入夜再示威。警方彻夜戒备。

但6月12日晚,大批防暴警察、武警列队奉命入村后,手持盾牌和警棍制止抗议者和闹事者,抗议者投掷石块、汽油瓶等进行对抗,现场也有人用铁棍袭击防暴警察等,混乱中多人受伤。警方随后发射多枚催泪弹。另外警方用高音喇叭警告示威者赶快离去,据一些网民上传视频,现场响起多声疑似枪声,至13日凌晨,至少有数十人被抓捕,二十多辆汽车被烧毁。目前广州军区及广东武警派员增援,13日凌晨,一零七国道出现军队运兵车车龙,从当地居民上传网络的短片可见,超过30辆运兵车经过,另多辆武警装甲车随后。军警出动并在全镇实施宵禁。

近期,中国先后已发生多起暴力公共事件,仅在近三天内,就发生锦湖轮胎罢工、湖南省耒阳市黄市镇派出所爆炸事件、湖北利川百姓围攻政府、郑州市公安局爆炸案、绍兴杨汛桥铅中毒事件、山东得州市公安局起大火、央视女遭割鼻、天津市政府爆炸、广东潮州事件和广州新塘事件等,其中潮州事件也为川籍务工人员与当地企业主和政府的大规模冲突事件.

珠三角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临界点

对此德国之声首先采访了中国学者呙中校,他认为从潮州事件再到新塘事件,是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走到极端的反映:"号称'世界工厂'的广州珠三角这个地方,其发展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城乡矛盾激化,外来务工人员与本地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导致一些社会问题无法解决。在城乡不平等的情况下,还存在社会地位、福利待遇、子女就业等的不平等。"

呙中校也认为这类的群体性事件有可能推动政府在执政方式等作出改变。但这种改变为时已晚,因为社会矛盾已经积累到非常严重的地步,执政方式的转变也只能起到缓解矛盾的作用。

体制和制度培育了民间的反抗

德国之声也采访了政治社会学家,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部教授丁学良。他目前对这个事件也正在关注中,他认为中国政府近年在一些矛盾点上,集中了大量的技术资源用于压制事件,但实质上在体制方面无任何的变化,致使公共事件频发:"很多问题在最初时都是小问题,比如可能只牵涉一个人,一个人感觉到不公平,这个人可能用现有的比较平和的方式争取权利,而这些平和的方式在中国的法律上是有足够的空间的,可这些都是写在纸面上的,不是中国百姓用来维护合法权益、抵抗不公平待遇、抵抗滥用权力的官员的武器。局部性的问题总是不能在和缓的、讲理的渠道上得到解决,矛盾就此累积,一是当事人个人愤怒的累积;同时在他所在的社区,民间对地方官员、更高层级的官员及被政府雇佣的维稳队伍,积累了太多的愤懑甚至仇恨,一点小事就能引爆。中国很多公共事件,基本都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演变的。假如中国政府在政治、体制方面也能象他们在技术方面向发达国家'进口'好的作法和思路,就象他们进口最先进的防暴设备一样,中国也许不会出现现在的局面。中国政府每天都在用他们'不与时俱进'的政策、体制、制度,甚至是倒退性的体制和制度,来刺激民间的不满,来培育民间的反抗,在这点上,我为他们感到悲哀,当然我首先为中国的老百姓感到悲哀。"

为公共事件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

对于中国社会中频发的暴力公共事件是否会促成中国政府进行改革,丁学良没有象呙中校那样乐观,他认为政府在大的方向上不会作出任何改变:"他们只能在一些枝节问题上采取和缓的作法,他们对公共事件中少数带头的人一定会'秋后算帐',对大部分还先许诺,稍微作出一些补偿,对受到严重伤害的个人给出更多的补偿,但不会从制度和体制角度来改进政府和民间的关系。"
丁学良根据多年的社会研究,认为中国政府官员并不是不了解世界范围内先进的信息,比如在媒体方面海外对民间对政府的不满和批评公开报道,也知道民间不满通过这样的常规性的渠道疏导了,但中国政府进行反面学习,把这些渠道堵塞,于是个体问题就逐渐变成群体问题,使可以理性处理的问题变成了暴力冲突,这是一种制度性的愚蠢。中国政府也正在这些公共事件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

持此观点的还有中国新媒体人北风,他指在新塘事件中,有人提议为何不放开媒体调查、还原真相以平民愤。但他认为一个保安员后面是警察或村干部,警察或村干部后面是他们的上司,上司还有上司,这是一个整体利益链,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要想改变现状,无论是老百姓还是政府都要付出代价。

作者:吴雨

责编:叶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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