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成功得有些突然

记者：您觉得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转折吗？在之前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上也没能看到这样的迹象啊。

诺伊曼：是的，这事情这么突然地实现，是令人惊讶的。本来较长时间来就有迹象表明，人们想要改革，但最近一段时间并没有看到许多这方面的努力。今夜就此达成了协议，是好事，应该欢迎，但确是令人惊讶的。

德国让出份额没有太大影响

记者：德国是欧洲经济强国之一。德国为什么会愿意让出份额来呢？

诺伊曼：份额实际上是按对世界经济意义来分配的，现在新的国家崛起了，巴西，印度，当然尤其是中国。这个事实是不能长期拒绝接受的。如果长期拒绝接受，那么这些国家可能也就不会有很大的兴趣来重视我们所说的国际贸易关系里同样的规则，就象我们至今所重视的那样。而我们也不希望一些国家采取保护主义姿态。所以必须作出让步。我认为这是正确的。

记者：这些份额在多大程度上等同于势力和影响？德国让出份额后失去了多大影响？

诺伊曼：我认为，德国的影响归根结底取决于它的经济力量。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继续保有一个强劲增长的经济（这我们当前还没有完全做到，但会做到的），那么我们就能保持我们的影响力。在我看来，这跟世界货币基金组织里的决定权大小并没有那么大的依赖关系，除了特别提款权方面。这方面以前总是有美国、德国和其它几个国家组成的联盟存在，该联盟意在阻止基金或者基金组织的资金过多地被用于发展中国家的自身目的。此外我觉得它没有那么大的作用。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曾经有过非常大的作用，在布雷顿森林会议那个时期，也就是说在到处都是以美元为基准汇率的时代。幸亏这个时期已经过去了。

让IMF插手希腊另有原因

记者：不光是德国，其它欧洲国家也愿意让出份额。这是由于希腊危机的教训所致吗？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局部地成了求人者了吗？

诺伊曼：我完全不这样看问题。为什么欧洲人要成为求人者呢？我几乎想要颠倒过来看，象美国这样的国家目前倒是成了求人者，因为美国的景气不振，由于这个国家几十年来的经常项目方面保持赤字，处于相对的弱势。所以美国催促采取变革。

记者：但欧洲也有足够多的国家有问题，它们至少需要帮助，或者面临着威胁。

诺伊曼：是的，但是欧洲可以在内部协调解决。我们为此并不需要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我们之所以让IMF参与对希腊的救助方案，是因为那里有专家，他们有能力很好地通过这些所谓国家考试。第二个背景原因是，在欧洲俱乐部里，人们挨得太紧了，太近了，所谓旁观者清，需要有人从外部来更客观地看这里的事务并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是IMF扮演的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IMF对欧洲的影响，这一点是所有欧洲国家都会拒绝的。

应积极看待新兴工业国的升起

记者：您提到，中国和印度作为繁荣兴旺的新兴工业国正在赶上来。您认为这是早已注定会发生的事情吗？

诺伊曼：只要看看这些国家的发展就知道了，这些国家以每年百分之八至十的增长率增长。德国每年增长百分之一到一点五。法国的情况也差不多。非常清楚，中国、印度这些国家正在非常强劲地赶上来，而这是积极的事态，因为归根结底，那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意味着对我们产品的需求增大。

记者：如果新兴工业国发言权增大，而工业国让出影响力，这会导致什么样的变化呢？

诺伊曼：我认为，这暂时不会带来很大的影响。这个改革更多地关系到的是这些国家政府的颜面问题。您也看到，我们现在让G20起到很大作用，而以前是G8，再之前是G7，最早有过G3，那少数几个国家就想要决定几乎一切事情。发言权现在并不一定意味着重力平衡往哪个方向发生了变化。当然在我们眼里，我们必须始终注意到，在这条路上不能让保护主义或者类似的东西盛行起来，这是几十年来德国经济政策讨论的主题。不能说，我们要卖我们的商品给你们，而你们必须有节制。

记者：您影射的是美国财政部长的那个建议。您觉得这个建议有一点儿可取之处吗？

诺伊曼：没有，完全没有。这是一个完全荒唐的建议。根本让人摸不着头脑。因为事实是，一方面，我们的产品在全世界都有人买，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产品好，愿意支付这个价格。另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否在我们的消费里过于"节制"了，我们应该购买更多的别人的产品，对这个问题当然会有不同的观点。人们建议德国，德国经济政策要做的事情是要降低税率。我们始终是愿意降税的，但是在现在的情况下，德国国家暂时不能允许这样做。因为我们要减少国债，所以引入了一种所谓的债务刹车，它将于2016年开始对联邦起作用，我们现在正在一个所谓的适应程序里朝着那个方向前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允许国家降低税收，同时增加新的国债。

采访记者：Anne Raith 编译：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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