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尔林先生，1989年时您在中国，亲眼经历了六月三日，四日的场面，当时的气氛是怎样的？

-当时我是驻北京记者，为法兰克福评论报等德国数家报社供稿，6月3日，4日的时候，气氛到了空前紧张的程度。作为新闻工作者，从6月1日起，我们其实就很难真正从事新闻报道工作了。 街上到处都是拥挤的人群，交通被迫中断，四处可以看见小群的士兵。6月3日后，进城的士兵越来越多，局面非常混乱。

您当时也到了天安门广场吗？

-我是6月3日晚才离开天安门广场的，那是一个周六。晚上10点半后我回到北京饭店，从那里我们看到一些没有携带武器的以及荷枪实弹的士兵试图进入广场，显然是在煽动大家离开。我们当时猜测，那是警方和军队先派出少量士兵到人群中，警告几小时后要来大部队。 午夜后，大部队果然来了。虽然先前我们也担心局势会恶化，但仍然感到非常惊讶。12点半后，我们陆续接到西方朋友的电话， 并向他们报道了有人被开枪打死的事件。

当您离开广场时，还有多少人在广场上？

-大约还有1500至2000名学生在广场上，很分散。那时，广场上的主要集会已经结束，不比几周前人山人海的场面。5月20日开始，北京就正式处于戒严状态，军队等候在城外。虽然在组织者的又一次号召下，广场上的人一度更多，但到了5月底，运动的声势已经减弱。五月最后几天，学生将一座美国自由女神像立到广场上，这时又出现了一次小的高潮。但从6月2日起，整体声势已大规模减弱。

您和广场上的学生进行了交谈，学生这一方当时的情况大致怎样？

-运动持续数周后，大家都有些疲惫，另外人员也不断出现变化，学生中各个派别之间，各学生领袖之间也出现了分裂。有人主张谈判，有人主张撤退，有的主张坚守。在戒严后，形势就更加严峻。那时，持续数天的学生绝食斗争也结束了，人们普遍感到疲惫，这是类似的旷日持久的运动最后通常出现的情况。

据您了解，那些在广场上坚持到最后的学生后来的情况怎么样？

-具体的情况我们是在周日才慢慢知道的，学生从大学打来电话说，军队后来将广场包围，一些学生代表，领袖前去参加谈判，之后学生慢慢从广场南侧离开。深夜两点后，军队步步进入广场。那时，广场基本没人，但我们也听说有个别学生不愿撤出广场，丧生在军队的枪弹下。总体来说，学生凌晨时分比较有秩序地慢慢撤回到校园区，之后军队开始清场，坦克压过广场上的帐篷，碾碎了自由女神像。这一夜，许多人丧生在枪弹下，但不是死在广场上，而是在附近的街道上，是在军队试图进入广场之时丧生的。

听说您也到了医院，那些受伤的人是怎么描写当时情况的呢？

-我本人没有去医院。但和我一起工作的其他几个记者去了首都医院等附近的医院。因去得较早，那里的人详细介绍了情况，带他们去了太平间，里面放着30到50具示威者，学生的尸体。医生们万分惊愕地向他们描述了所见所闻。

事隔15年后，您现在怎么评价这场运动？

-这场运动的原因及形式都和后来的东欧运动不同。当时，中国已经开始了经济改革，但政治体制仍非常僵化。学生的抗议浪潮是由被视为自由派政治家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之死引发。学生将其作为一个象征，进而要求政治上的自由。当时，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声望和个人地位正处于光芒四射的时期，他还到广场亲自慰问了学生。这些因素加上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腐败问题导致了事态的扩大。而当时的中国领导层四分五裂，领导不力，没有对学生的要求作出反应，不能和学生进行理智的对话，最后只知道走一条路，那就是调集军队，驱散示威群众，血腥镇压这场运动。

在您看来，这场运动是一场民主运动吗？
-这场学生运动不能以民主或非民主运动来界定，它是一场示威抗议活动，在短时间内动员了社会各阶层，有的出于对学生的同情，有人出于对物价上涨，腐败和官僚主义的愤慨。这样就形成了一场群众性的运动，它的一大特点就是直至最后都是以和平的方式来进行的。虽然运动中也提出了一些民主要求，但主要是将反腐败，反官僚主义作为目标，也要求政治改革，政治参与权以及更多透明度，要求对魏京生这样的政治犯平反，当然这首先是表达对自由派的支持与同情的一场运动。

您认为，六四事件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和任何受到压制，排斥的问题一样，六四的伤口并没有愈合，仍然在人们的意识之中。天安门事件并没有被遗忘，尽管中国政府尽力想证明相反的一面。90年代初进行经济改革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活力，因此89年的这个伤口虽然没有愈合，但也没有造成社会的崩溃。邓小平尽管犯了很多错误，招致许多批评，也犯下了罪行，但有一点，他后来不断指出，天安门事件不能影响改革的步伐。这样的方针造成的局面就是，当今的中国社会一方面继续受到压制和镇压，没有政治民主改革，另一方面又有了一些积极的发展。

您可以想象中国会再次发生六四这样规模的抗议示威运动吗？

-我认为不太可能。中国现在每天都有示威活动发生，遍布全国各地，每天都有人要求伸张正义，递交请愿书。但是，出现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必须满足的几个条件目前并不具备，一是中国领导层内部的分裂，目前并看不出有这样的问题；第二，现在的中国领导层吸取了以往的教训。邓小平在六四血腥镇压四天后就这样说过，从现在开始，只要出现一点类似的苗头，就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不能怠慢。要知道，天安门运动从4月15日，20日起开始，一直进行了六个星期，声势越来越大。中国政府绝不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再次发生。此外，中国政府对付示威活动的方式现在也发生了变化。除非发生地区骚乱，中国政府不会轻易动用军队进城镇压，因为各地都有训练有素的武警，他们有橡皮子弹和高压水龙头，而当时的中国政府还没有这些。这在当时虽然不是军队被派进城的最重要的原因，也是当时的政府为何让装备简陋，对情况一无所知的年轻士兵开到城中，进而导致血腥事件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