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贝特曼先生，您刚刚对中国进行了两个星期的访问，您担任台长以来还没有在哪个国家逗留过这么长的时间。您访问中国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答：我担任台长之后与德国之声的广播委员会一起确定了新的地缘政治重点，中国作为亚洲的一部分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在中国与中方谈了德国之声电视节目的转播问题，还与郑州，南京，上海和广州的地方电台谈了合作事宜。在北京我们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北京广播学院等机构举行会谈。我们发现中方对德国的兴趣极为浓厚，因而愿意与德国对外广播电台-德国之声密切合作。

问：中国媒体市场是个比较封闭的市场，受到国家控制，您认为德国之声的电视节目仍然有生存的空间吗？

答：我们的设想是通过与地方电台合作，部分用中文转播我们的节目，像我刚才提到的4个省份，当然我们在中国播出电视节目的时候要考虑使用中文字幕还是同声播放。

问：您在中国与地方电台达成交换节目的意向。那么中国的电台只会接受不带批评性的那一部分节目。我们一定要做这样的妥协吗？

答：我迄今去过5次中国。第一次是在30年前，当时中国还处于文革时代。我认为中国正在经历巨大的变革，不只是经济上的，也包括思想上。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中国人对很愿意参照德国，欧洲的经验。媒体则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我们的任务是向国外全面地介绍德国。所以即使中方只是部分播出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是欢迎的。不过，中国在这方面也在发生着变化。我在复旦大学与新闻系学生讨论的时候，对学生的坦率和对媒体角色的批评性反思使我感到非常惊讶。

问：您在同中国大学生讨论的时候，是否发现中国和德国在对新闻工作的理解方面仍然现存在着很大不同呢？

答：当然有区别。比如北京广播学院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在新闻原则方面仍然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导。我们跟中国人谈我们这里多元，多党，民主政治的工作条件，但我认为即使在对新闻工作的理解方面，中国和欧洲也在彼此接近。而且在中国，在北京确定的政治框架下，中国各省的发展状况也不一样。

问：您从中国访问归来之后，中文编辑部的地位是不是有所变化呢？

答：是这样的。因为我相信，由于中国对德国的兴趣极大，所以中国是我们一个重要的播出地区。这包括广播，电视和因特网。还有培训，在中国的时候，为经常被问及：你们能不能在中国举办广播管理的培训班？我们要认真考虑，如何更加密切地关注中国的发展，并满足中方对的愿望。听众一定知道，我们的预算没有增加，反而减少，因为我们必须在电台内部调整重点。从中国回来之后，对我来说非常明确的一点是：中国是绝对的重点。我们必须用我们的3种媒体方式加强在中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