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 5月18日晚间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在德国引起了轩然大波。《法兰克福汇报》感叹，德国民众实在太天真，以至于出现了不符合德国利益的“亲中疏美”之倾向。《世界报》则大声疾呼，接受美国领导无论如何也要比臣服于中国好上一千倍。

甚至于主持民调的学者自己都对结果感到有些意外。德国科尔伯基金会欧中关系项目经理韦伯(Joshua Webb)对德国之声表示，不久前，他们收到汇总的4月初民调原始数据时，相当吃惊。"这个数字与2019年相比，变化幅度非常大：去年调查时，认为'与美国保持紧密关系'比'与中国保持紧密关系'更重要的德国人比例尚有50%，今年暴跌到37%。而认为与中国紧密关系更重要的德国人，则从去年的24%上涨到36%。"

韦伯指出，其实，德国人对美国好感度下降之趋势，科尔伯基金会在此前几年的相同民调中已经有所观察到，只不过幅度都没有今年这般剧烈。"总体而言，2016年后，德国民众一直在不断疏远美国"。

"亲中"不一定,"疏美"确实有

长年关注欧中关系的柏林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GPPI)所长贝纳(Thorsten Benner)则认为，正是疏远美国的趋势，才让人觉得德国人开始"亲中"。他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一方面，这个变化的幅度确实惊人。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仔细看科尔伯基金会民调的完整数据，就会发现，对中国好感度的变化并不是造成这一趋势的最主要因素。"

比如，民调的第15号问题是"在新冠疫情中，您对美国、中国、欧盟的观感是变好了还是变差了？"就非常明显地印证了贝纳的观点：73%的德国民众对美印象恶化，表示有所改善的人只有5%；对中国观感恶化的德国人比例则为36%，这一数值虽然远远低于73%，但是表示"对中国观感变好"的德国人也只有25%。简而言之：疫情期间，德国人对美、对中的印象分都是总体走低，只是两者的程度有所不同。

第13号问题"您是否认为，如果中国政府更透明，就能更有助于新冠疫情的全球防控？"也能侧面说明，大部分德国人并没有对中国当局的举措感到满意：71%的德国民众都认为，中国政府本应该在疫情中更透明，不认可此观点的受访者只有26%。

政治学者贝纳认为，给人造成"德国人亲中疏美"印象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美国方面。"许多德国人震惊地发现，特朗普政府在应对新冠危机是竟然是如此无能。"他进一步指出，如果今年11月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败选，德国人疏远美国的趋势将会极大扭转，因为"新总统肯定会重拾与传统欧洲盟友的跨大西洋关系"；"比如，小布什总统发动伊拉克战争后，德国对美国观感的民调数据也非常差，但是奥巴马上台后，印象分极大改善。"

德国人以利益选朋友？

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科尔伯基金会的韦伯也同样以第13号问题为例，强调民调结果并不能得出"德国人对中国观感因疫情而显著改善"之定论。

柏林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贝纳还指出，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会造成"亲中疏美"印象：德国人对美国以及中国有着完全不同的期望。"在一个盟友关系中，面对一个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如果你只是一个小伙伴，这一盟友关系总是会十分艰难。所以，德美关系与德中关系并不能直接对比。毕竟，又有多少德国人会真的希望见到德中同盟呢？我们现在见到的，也不过是表面的民调数据而已。"

贝纳表示，中国如果真想改善自身在德国人眼中的形象，可以在增加透明度、改善人权等很多方面着手，"可是我不认为中国政府会在近年这样做，因为这不符合中共维持统治的利益。"他还认为，哪怕德国人对中国印象分增加，也是出于现实经济利益的考量，而非真正的好感。

意大利人以中国为友、与德国为敌？

意大利民调机构SWG也在4月初进行了一项调查，其结果显示，认为中国是"友好国家"的意大利民众比例达到了52%，较去年猛增了42%；而认为美国是"朋友"的意大利人只有17%，较去年猛跌了17%；认为意大利今后应当与中国结盟的民众比例高达36%，超越了"支持与美国结盟"的人数(30%)。同一则民调中，还有45%的意大利人认为德国是"敌国"。

政治学者贝纳也注意到了这一来自意大利的民调数据。他对德国之声表示，考虑到民调进行的时间点(3月底、4月初)，确实会有许多意大利人受到高调宣传的中国援助防疫物资之影响，同时德国以及欧盟方面在疫情初期也确实没能给意大利以足够帮助。"后者其实是更重要的因素。不过，如果现在再做一次民调的话，鉴于现在德国方面采取了更加积极的姿态，也许意大利的民情已经和几个星期前完全不同。"

科尔伯基金会的韦伯则对德国之声表示，单纯从此次民调获得的数据来看，无法看出德国人对华立场到底是更多地出于现实利益考量还是情感上的亲近感。"我不会说，德国人是想'利用'中国，但是我认为德国人并没有在情感上倾向中国。"

科尔伯基金会能否恪守中立？

德国之声5月19日早间就科尔伯基金会的此项民调刊发快讯后，不少读者在社交网络上反映，科尔伯基金会曾经在2014年邀请访德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演讲，还在中国境内运营不少合作项目，因此在中国议题的调研中必然有所忌惮、难守中立。在采访中，主持调研的韦伯也回应了这些质疑。他强调，科尔伯基金会一大工作重心就是推动与中国的对话，其中既包括与政界当权者的对话，也包括与中国异议人士的对话，"比如去年六四事件30周年纪念期间，我们就曾经邀请流亡在德国的廖亦武来演讲……而且，当年邀请习近平来演讲时，我们的前提条件就是他必须接受现场问答互动环节，要知道习近平并不经常这样做。此外，2018年德国联邦总统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访问中国时，我们也组织了一场他出席的讨论会,谈论了新疆问题。"

韦伯表示，基金会在中国的运作，一大前提就是必须能自主决定议题以及活动参与人选名单。他表示，科尔伯基金会一直在努力寻求"提供对话平台"与"坚持民主价值观"之间的平衡；韦伯承认，这始终是"一项挑战"。

[影像资料：习近平2014年3月28日访问柏林期间在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含现场问答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