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今日的德国社会存在两方面的差异。其一是资产（或负债）悬殊越发明显，另一项差距则是就业市场上被区分为"主劳动力市场"和"次劳动力市场"。所谓的次劳动力市场指得是雇员领取微薄薪资或工作合同缺乏保障，其中也包括失业人士。这个区块的人口在过去20年间显著增长。

条件优秀者的机会

鉴于人口结构变化，我预期主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将有所改善。我们正处于"婴儿潮时代"人口逐渐退休的初始阶段，而承接其岗位的新生代人口数则有所萎缩。尽管南欧陷入经济危机，德国经济状况仍相当稳定，显示出这个经济体在国际市场上站稳了脚步。有鉴于此，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将在就业市场上获得更好的机会。年轻人对于未来的普遍担忧其实并无道理。人们没有理由如鸵鸟般将头埋入沙中，我们可以也应该重新思考人生规划（拨出时间给家人、学习或其他嗜好）和（社会及生态问题的）政治替代方案。

低薪者希望渺茫

另一方面，我对次劳动力市场的前景预测则相对悲观。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德国（包括西德）便开始扩大低薪市场和非典型的工作合同，目前已经持续了两个经济周期。自2007年起，这一进程便停滞在一个高水平上，同时失业率出现下降，就业情况的改善可见一斑。但我们不能认为危机已解除。因为直至今日，处于低薪的次劳动力市场人口以及300万失业人数总和仍有约1100万人。自2007年起，贫穷人口的比例始终保持在15%。

次劳动力市场并不会因为上述的人口变迁而获益。在就业不足的年代中出现了大量缺乏专业技能的潜在就业人口，许多成绩不佳的毕业生不断增加此类人口的总数。这些人进入了发展停滞甚至出现萎缩的基层劳动市场中，但该市场却无法吸收所有的潜在就业人口。

社会之毒

规模如此庞大的次劳动力市场对当事人和整体社会而言都是一剂毒药。在失业及工作缺乏保障的温床下，过去十年间出现了僵化的社会底层，处于底层的人们只有微小的机会能爬上更好的位置。在这个群体中出现不断积累健康危机，以及低收入和老年人口的贫困危机，此类问题将继续转移至下一代。人们普遍认为外国移民是组成社会底层人口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大多数的社会底层人民都拥有德国背景。

总体而言，社会、教育和健康系统必须为其后果付出高昂的代价。此外，庞大的次劳动力市场导致中间阶层的民众忧心跌落至底层，而社会底层人士则出现政治冷感。两者皆不利于德国民主机构的发展。

备受争议的立场

许多学术界和政界的观察家们在检视问题后看法一致。各政治阵营纷纷赞成（表态的明确程度不一）扩大托儿中心和建立综合全日制学校的教育方案，但至今为止仍未付诸实行。部分中产阶层人士认为，为社会上的弱势孩童进行资源再分配的讨论将不利于其子女的教育机会，坚持分离教育系统。政治家们担心失去选民的支持，以及为教育系统扩建和重建都可能付出的高昂花费。

劳工和就业市场政策出现了矛盾争议。一方面人们希望改善失业者的社会福利，同时为就业者制定最低工资并对非典型雇佣关系作出严格限制。另一方面，重新监管就业市场将提高雇佣成本，失业率将会再次升高。这里的至理名言是：烂工作好过没工作。

以瑞典为借镜

为失业者和待遇不公的就业者实施再调节政策，可能造成工作岗位的流失。尽管如此，我认为这样的建议相当有益。首先，人们可以在实验阶段小心缓慢地锁紧螺丝，将工作岗位的流失数量维持在最低程度。第二，必须谨慎权衡次级就业市场所带来的高社会成本。第三，政府能再次扩大公共领域就业市场，而非将其私营化，借此创造工作岗位。

瑞典的经济框架条件与德国相仿，而上述模式在该国运作良好。但前提是要针对资产所有者、高薪人士和政治家进行资产和收入再分配。在这一点上，各工会将起着重要作用。

参考资料：

Alexandra Krause, Christoph Köhler (Hg.): Arbeit als Ware - Zur Theorie flexibler Arbeitsmärkte. Transcript Verlag, Bielefeld 2012.

Robert Castel, Klaus Dörre (Hg.): Prekarität, Abstieg, Ausgrenzung - Die soziale Frage am Beginn des 21. Jahrhunderts. Campus Verlag, Frankfurt/Main 2000

作者:Christoph Köhler 编译：张筠青

责编：石涛

克勒教授（Christoph Köhler）是德国耶拿大学（Friedrich-Schiller-UniversitätJena）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重点包括就业市场结构和动态研究、企业就业系统和各国劳动市场区隔比较。此外，他也从事就业市场灵活性、就业风险和社会保障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