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民有义务对德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进行精神和物质上的赔偿。联邦政府愿意，同犹太人和以色列国家的代表确定物质赔偿问题的解决方案，使遭受了无限苦难的人获得一些精神上的安抚。"

1951年9月27日，当时的德国联邦总理阿登纳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为德国和以色列开展赔偿谈判铺平了道路。半年后，谈判在中立的地点荷兰举行。当时的"犹太人向德国索赔大会"主席戈德曼（Nahum Goldmann ）回忆说，谈判就好像是在进行一笔金融交易。他所领导的"犹太人向德国索赔大会"由22个代表以色列境外纳粹受害者的犹太人组织组成。经过双方艰苦的谈判，以色列方面获得德国提供的30亿马克的物质赔偿，"以色列向德国索赔大会"获得4，5亿马克。慕尼黑历史学家汉斯·京特·霍克茨（Hans Günter Hockerts）说：他说："最大的问题是，如何确定赔偿数额的标准。谈判期间，以色列议会也出现喧嚣的场面。有人打出横幅，上面写着：我们被杀害的祖父母价值多少？这句话的意思是：对赔偿数额没有标准！最后人们选择了一个合理的额度，即幸存难民在以色列的安家费。以色列想要的并不是德国马克，而是德国产的工业设备，如机车，船舶。此外，也包括石油，化工和药品之类。"

自相矛盾的是，积极参与签署赔偿协议的阿登纳最信任的顾问汉斯·格罗布克（ Hans Globke ），在纳粹时期曾就反犹太人的纽伦堡法律发表评论。以色列人对此并没有表示反对。难道是为了对战后德国表示忠诚？以色列记者和历史学家汤姆·塞格夫（Tom Segev）认为："我不认为这是表示忠诚。而是出于政治和外交政策方面的现实考虑。那时的德国对以色列来说已是公认的正在崛起的大国。因此人们努力避免得罪阿登纳政府。例如，本·古里安（Ben Gurion）就规定，不要通称德国犯下的罪行，而只称其为纳粹罪行。"

赔偿协议之父，大卫·本·古里安和阿登纳都是首先考虑各自的政治利益：德国总理试图推动与西方的一体化，将赔偿作为西方大国的前提条件， 而以色列总理则希望加速年轻的以色列国的建设。对比一下德国的赔偿数额，就会发现根据德以赔偿协定提供的赔偿和对个人提供的赔偿在数额上有很大差异。格拉斯说："对后者的赔偿主要是按照1956年的联邦赔偿法进行的。但必须要强调的是，对个人的赔偿金额远远超过根据德以赔偿协议提供的数额。据统计，到2000年，根据德国联邦赔偿法共向以色列赔偿了830亿马克，但是根据以色列协议提供的赔偿只有30亿马克。而赔偿个人的830亿马克，其中80%流入外国的账户，尤其是流入以色列和美国。"

尽管如此，德国的"付款"在两国人民中备受争议。尤其是前东德坚决拒绝替纳粹犯下的罪行向以色列提供任何赔偿。

作者： Michael  Marek 编译：李京慧

责编：邱璧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