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如果病痛让我无法继续忍受，我希望能让我走。"在波恩大学附属医院住院的Melanie S.女士这样请求负责治疗她的医生拉德布鲁赫（Lukas Radbruch）。63岁的S女士已是肺癌晚期，她尤其担心自己一旦不能吞咽，会突然窒息而死。她不希望自己在清醒的情况下经历这一切。在得知宪法法院在裁决后，S女士鼓起勇气，坦然向医生谈起安乐死的可能性。

根据德国刑法第217条，协助实施安乐死迄今是被禁止的。这一条款是德国联邦议院2015年12月通过的，目的是禁止个人和协会"借死亡做生意"。在此之前的数年里，德国涉及安乐死的服务方兴未艾。政界希望就此作出反应。

根据目前的法律规定，凡是"协助他人自杀、以商业方式向其保障、提供或中介自杀可能性"的行为，将被处以3年以下监禁或罚款。

关于"商业方式"这个表述，法律界人士一直存在激烈争议。因为这样一来，涉及安乐死的咨询行为也被归为犯罪--比如告诉他人通过放弃进食可以达到安乐死目的。现在，宪法法院的法官认为这种界定有问题。过去4年间，现行法律条文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出国安乐死

2015年刑法第217条出台后，不仅当时公开提供安乐死服务的机构销声匿迹，而且医生和医院工作人员也不再敢为病人咨询。有意以安乐死结束生命的绝症患者只能前往瑞士、荷兰或比利时等国家，在那里，第三方提供安乐死是合法的。

没有能力或财力出国接受安乐死的病人，就只有请求自己的家人帮助实施自杀这一种可能性。按照德国法律，协助身患绝症的家人结束生命，是不必承担刑事责任的。然而，哪个不久于世的人会提出这种请求，让家人背负更大的精神负担呢？

很多人认为这种状况是难以接受的。病患和医疗工作者向联邦宪法法院提出申诉。去年，宪法法官听取了医学界人士、安乐死民间互助组织和重病患者的意见，以了解他们的切身经验和论据。慕尼黑的医学法学家普茨（Wolfgang Putz）是参与听政者之一，他对德国之声表示，鉴于"令人无法接受"的现状，必须对现有法律作重新审视和决定。"（基督教）两大教会对政界决策者施加的影响依然巨大，虽然我们名义上是个世俗国家。"

德国的新教和天主教会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安乐死的协助。普茨说，现在，宪法法院作为最高司法决议机构重新规范德国基本法所保障的个人结束生命的自决权利，是一件好事。

临终关怀医疗

拉德布鲁赫医生倾听了肺癌病人S女士的愿望，他知道，理解是关键。拉德布鲁赫是德国临终关怀医学协会的主席。他说，人们对这种旨在尽量减少患者痛苦的医疗方式了解还很不够，而希望安乐死的患者往往是求助无门，如果他们能及时得到临终关怀医疗方案，多数人都会欣然接受。

这位医生说，" 联邦宪法法院的最新裁决使得刑法第217条失效后，如果我们看到协助安乐死的行为又获得新的动力，那对我们的社会将是一个危险的发展。"他担心，会有更多的患者提出不愿成为他人的负担。但他认为，结束自己生命的门槛不能再降得更低了，不选择安乐死的病人也不应该感受到压力。

安乐死新规一个德国人的安乐死

宪法法院法官在陈述新裁决时表示，刑法第217条与基本法不符。这条法律失效后，安乐死辅助的合法范围又恢复到2015年的状况。医生又可以向病人介绍协助安乐死的可能性，并实施"被动安乐死"，即提供致命药物。

哈拉尔德·迈尔（Harald Mayer）等待这一天的到来。他患有多发性硬化症（MS），几年来他的肌肉不断萎缩，目前已只能用嘴操纵驾驶轮椅。为了照顾他，需要7到8名护理人员轮班。喂食、大小便都须要他人。这让迈尔尤其感到毫无尊严可言，"在完全清醒的情况下，我的身体就是一座日渐逼仄的牢房"。他希望能得到解脱，希望有人帮助他结束生命，"我不愿再这样活下去"。他设想能在家中"安静地睡去"。现在他的愿望或许将能够实现。

柏林的泌尿科医生阿诺德（Uwe-Christian Arnold）也是违宪申诉的领衔者之一。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他冒着失去行医执照的危险，协助病人安乐死，并打赢了一系列由此引发的官司。据他本人说，他共帮助100多名患者按照他们的意愿结束生命。原本他应在2019年4月向宪法法院陈述自己的有关行医经历和观点。但阿诺德自己也身患骨癌，在法庭听证前去世。他的律师在法庭宣读了他留下的一份声明。

阿诺德并没有想到，宪法法院真的会推翻刑法第217条。现在愿望变成了现实。这并不是要让安乐死"商业化"，也不是要让自杀成为家常便饭，而是为了让绝症患者在治疗无方的情况下能有尊严地结束自己生命的可能。所有当事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裁决。

德国之声在报道"自杀事件"话题时采取高度谨慎态度。有迹象显示，特定报道形式可能引发模仿效应。如果您出现轻生念头或者处于心理危机状态，请不要犹豫，立即寻求帮助。详情可参阅网址https://www.befrienders.org/chine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