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是在海德堡当木工学徒，然后去读夜校。夜校毕业以后我又去慕尼黑学习建筑。这期间我发现，自己其实并不想当建筑师，而是想当个城市规划师。我之所以有这个愿望是因为觉得城市规划要涉及到多方面的工作，而且人在里面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

这样，施佩尔很早就自立门户。1964年他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不久便接到了利比亚地方发展规划的项目，接着是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使馆区的项目。积累了这些国际经验以后，施佩尔的工作室开始为法兰克福进行市政规划。80年代初，施佩尔提出了在岸边建立博物馆的计划。

施佩尔还为法兰克福进行了市中心的主体规划。在市中心集中建立了很多高层建筑。

在某种意义上施佩尔可称是法兰克福的规划大师。在规划城市的同时他也学会了如何跟政治打交道。他说：

“很多设计其实很快就可以建起来，而且政治家们也对这些设计感兴趣。不过，实际的实施过程却非常费时费力。这个过程虽然民主，却也官僚，必须要各个有关方面都点头才行。”

法兰克福欧洲区的承建项目就是一个要和官僚主义周旋的典型例子。80年代中施佩尔就做好了老火车站周围的建筑规划。到现在，为这个工程已经投入了5000万欧元的资金，但是什么都还没有建成。施佩尔知道，这些没完没了的官僚主义就是民主的代价。施佩尔的工作是独立自主的。这与他的父亲所走的道路完全不同。他的父亲曾是希特勒的建筑师和军工装备部部长。

“我这么说吧，作为一个政治顾问在进行设计规划的时候必须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你不能加入某个党派，因为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并没有党派之分。我们现在的政治中经常出现这样的事情，一个人忽然反对某事件，只不过是因为另一个人支持这件事。我完全置身事外，自然和我父亲当年扮演的角色完全不同了。我父亲当年有个大雇主，雇主告诉他该干什么，然后他就照着吩咐去干。我觉得，我们的这两种生活方式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

施佩尔的生活方式不仅是民主的，也是城市化的。他自学生时代起就立志建设充满活力的健康城市。改建城市，让城市更适合老年人居住也是施佩尔最喜欢干的工作之一。他希望将来老人院不要再建在郊区。只有老人们住在城市里，绿地才对他们有意义。

施佩尔公司的项目现在还在利雅得和上海进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