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德国国内染疫人数日渐增多， 每十万人7 天平均染疫率连创新高。第四波疫情高峰，增加了对政府快速做出正确决定的压力。  

与此同时，可能组成新"交通灯"政府的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正在为权力更迭做准备。这３个政党都希望重让联邦议院拥有更多决定权，已向议会提交一份快速修改过的传染病防治法新法案，审议表决。

原则上，这是正常议会政治程序。但自新冠大流行以来，迄今确定防疫路线的却是在德国负责传染病防控的联邦州州长和联邦政府现任总理默克尔，相关决策机制是所谓的州长联席会议（MPK）。那么，到底是该由联邦议院还是由联邦及州两级政府首脑确定路线？谁能做出更好、更快、更有效的决策？此前对此已有激烈争论。 

政治家们错在哪里？

本周，在有联邦总统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参与的一次在线论坛上讨论了这一问题。  

乍听之下似乎学术味儿浓重，却逐步显示出，它是对一个问题的深思，是对答案的寻求。目前，该问题不只存在于联邦总统的脑海： 在德国，为什么坚拒接种疫苗的人远多于其它欧洲国家？政界和科学界做错了什么？  

打疫苗成政治宣示 

围绕疫情，过去和现在都涉及政治沟通。疫情会有多糟？如何遏制？在像德国这样的联邦制国家，获得一致的政治宣示本就困难，原因是，相关任务分属联邦、州和市镇管辖。一种常见的批评意见指出，这便是出现各自为政的现行措施和法规之根源。 

然而，联邦总统官邸柏林贝勒维宫在线论坛的参与者们认为，这一点不足以作为答案。德国伦理委员会主席比克斯 (Alena Buyx) 指出，在德国，防疫中的科学要素被政治化，且比多数国家都更强烈，只有美国更明显，在那里，戴口罩成了一种政治宣示。 

在德国，人们决定是否接种疫苗时也发生类似现象。比克斯分析说，它与对政治机构的一般信任问题密切相关。她以疫苗接种率高得多的葡萄牙为例加以说明：该国部分国民也缺乏对政府的信任，但这并未影响人们的防疫态度。

与西班牙或意大利一样，葡萄牙是前几波疫情高峰期中染疫和死亡人数比例最高国家之一，新冠流行之恐怖尽人皆知，绝大多数人自愿接种疫苗。反之，在德语区国家，如奥地利和瑞士部分地区以及德国，疫苗接种率相对较低。

科学也有局限性

为什么失去信任？或许是因为对科学自有其局限性这一点说得太少。 施泰因迈尔总统在论坛上指出，"大疫表明，政治决策者依赖科学建议。但是，政治决策并非由科学知识构成。"他强调，科学"仅以复数形式存在"，不生产"绝对的确定性"，而只在"明天可能会有更好认知的前提下，提供知识。" 

法律和行政学专家明克勒 (Laura Münkler) 解释说，在政治辩论中，即使会产生不确定性，公开性原则也至关重要。她表示，学界内，专家分歧是正常的，科学工作以"淡化某些因素而着眼于有限问题"的方式运作。

民粹主义者和技术官僚

施泰因迈尔总统警示道，因此，以科学为挡箭牌，或将现有认知当作真理过分传播，是错误的。他认为，如果政治与科学之间的交互作用失衡，就可能产生严重后果。民粹主义者和技术官僚那里便显示出这一点。

施泰因迈尔说："一部分人寄希望于威权制，另一部分人则希望让政界成为据称确定无疑的科学真理的纯粹执行机构，以能对大流行或气候变化等巨大问题做出快速、毫不妥协的反应。"　这位联邦总统同时指出，即使民粹主义者和技术官僚之间有很大不同，但"两者似乎都将代议制民主机构中求取妥协和多数的争议视为弱点"。

有分歧是好事

但事请并不止于科学也可能有误。另一个挑战是，存在着如此众多的不同学科。 明克勒指出，如何应对这一多元化现象会很棘手：疫情初起时，病毒学家和流行病学家的意见特别受关注，而学校关闭对其它学科领域（如教育学）意味着什么，便遭忽略。

若组建流行病委员会，能否避免发生片面性错误？很多科学家呼吁这么做。明克勒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届时，人们的视焦会过于集中于该机构。

德国国内科研机构林立，研究领域广泛：大学、研究所、科学院，如利奥波第纳科学院，一些行政当局本身也设研究机构。在大流行期间，不同机构提出了不同的建议。

总体而言，政界该得出这一个教训：应拿出更大勇气使科学的界限和多样性更加透明。若缺乏这一勇气，就有可能产生不良的对外形象，遭致批评：政治家们过多听取某些专家的意见，或者，如明克勒所说，只吸引某些专家，这些专家"只提供符合政界想要做出的决定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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