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娃的一生

一次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有一天，一个德国小姑娘收到了一份生日礼物。那是一个邮包，上面满是外国的邮票和红印。邮包里有一本书和一封信。信的落款是“中国皇帝”。他在信上说，他看到小姑娘的照片以后，爱上了她，并正式向她求婚。不过，现在她年纪还太小。在与她成婚之前的这几年里，她可以借助随信附上的这本书来学习中文。小姑娘一整天都沉醉在幸福当中。可惜的是，当天晚上，小女孩儿的美梦便告破灭。原来是长她十岁的哥哥同终日沉迷于童话世界的妹妹开了个玩笑。

谁想到，这个玩笑竟成了耶娃一生的预示。中国果真成为她的第二故乡。只是她患难与共的丈夫不是中国皇帝，而是现代中国一位知名的诗人和革命家。

1911年11月，耶娃－桑德贝格降生在布雷斯劳一个德裔犹太医生家庭。她只有11个月大时就失去了父亲。30年，积劳成疾的母亲也离开人世之后，耶娃到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投靠已成为知名音乐家的哥哥，并因此幸运地逃脱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

30年代初的瑞典，很多年轻人对毗邻的苏维埃共和国怀有无限的新奇和好感，去苏联读书、旅游成了时髦。哥哥赫伯特看出了耶娃对苏联的神往，于是在耶娃23岁生日的时候，把去苏联旅行作为给妹妹的生日礼物。对耶娃来说，这成了决定她一生命运的旅行。

在莫斯科，耶娃结识了一位苏联作家。他被耶娃希望了解苏联的热情所感动，让秘书带耶娃去领略黑海沿岸的秀丽风光。60年后，耶娃对德国电台谈起当时的情景仍然恍如昨天：“我和他去了黑海，结识了我后来的丈夫。那是苏联作家协会在黑海边建的一座小房子，平台就对着大海。我被带到一张桌边。那里坐着一个中国人，他是我生平见到的第一个中国人。他看上去非常年轻，那时他已经38岁，可看上去象25岁。我们一见钟情，从此开始了我们48年的共同生活。”

那位爱上耶娃中国人便是才华横溢的诗人、作家、毛泽东的同窗好友萧三。耶娃从萧三那里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思想，并了解了中国革命的情况。1940年，耶娃追随萧三到了中国的革命圣地延安。一贫如洗的共产党人苦中取乐，时常举办舞会，耶娃还曾经与毛泽东共舞。在延安，萧三夫妇的第二个爱情结晶降生，取名维佳。

战争使耶娃与萧三的短暂分手变成了5年的音讯全无。耶娃带着两个孩子在哈萨克斯坦的冰天雪地里为生存而挣扎。耶娃曾经就读于慕尼黑和柏林的摄影学校。于是摄影变成了耶娃母子三人的救命稻草。在这5年里，耶娃有一次差点儿死于伤寒。

1949年，萧三将耶娃和孩子们接回北京－当时还叫北平。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耶娃深深受到那种奋发向上的气氛的感染。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耶娃将摄影机的镜头对准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她想用这些照片在她心爱的中国和她难以忘怀的欧洲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耶娃成了新华社正式的摄影记者。后来，她又与东德国家电视台签约，定期为他们提供有关中国的报导。

6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5周年之际，耶娃背着像机，踏上去中国南方的旅途：“1964年夏天，我去中国南方采访报导6个星期。那是中国建国后的第15个夏天，又是一个振兴之年，你处处能感受到社会的进步。民众情绪高昂，大家都学习毛主席语录，并运用于自己的实际生活。无论是工厂、农村还是学校，到处都是欣欣向荣的气象。特别是乘火车回来的路上，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我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我早就打算申请中国国籍，这一次旅行促使我最终下了决心。我不久就得到了中国国籍。当我想现在一切都会变得更好时，生活却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

耶娃和萧三都未能逃脱文革带来的厄运。67年六月，夫妇俩被以外国间谍的罪名双双投入监狱。耶娃被单独囚禁了7年。开始的时候，她坚信这是一场误会。过了一年之后，她转以“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面对铁窗生活：“当然我知道这一呆可能就是好几年，谁也说不清楚。人可以习惯一切，我也渐渐习惯了监狱里的生活。我说不清我的动力从何而来。我有一个丈夫，我有孩子。我知道，我的孩子永远不会放弃我。那么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地活下去呢？我坚信，恶劣的年代总会过去。我对自己说：这样不用四处奔波、不用挣钱养家的日子也是难得的机会，我应当利用这段时间来好好学习。”

于是她决定利用监狱中唯一的读物 － “毛泽东选集”来学习中文。

七年的监禁摧毁了萧三的健康。出狱后的大部分时间他是在医院渡过的。1983年，萧三与世长辞。患难与共近50年的伴侣永远离去，这对耶娃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天生的乐观和闲不住的性格使耶娃没有从此一蹶不振。年逾古稀的耶娃开始周游世界，举办关于中国的摄影展览。

西方出现中国热之后，媒体对耶娃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她的自传“中国－我的梦想，我的生命”就象她的摄影作品一样，让西方更多的人认识中国，了解中国。她在五、六十年代拍摄的大量表现普通中国人的照片已经成了珍贵的文物，因为在那个年代，几乎没有外国记者对中国的日常生活投以如此多的关注。很多看了因为摄影展览的人都说，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永恒的中国。

耶娃说：“我热爱中国，就象爱一个人一样。人无完人，中国也有很多应当批评的地方。我也批评中国，但这并不妨碍我对中国的爱。中国给予我力量。我所做的一切，我的摄影，我的写作，大多都与中国有关。中国是我生命力的源泉。”

2001年11月8日，耶娃在北京的寓所渡过了90岁的生日。当时，疾病的折磨已经让她的乐观主义连同她的生命力一道渐渐消失。她的儿子们没有告诉她已身患癌症。生日过去三个星期，耶娃便平静地离开了人世。世界上又少了一位20世纪历史的见证人。

80年代之后，耶娃多次在西方逗留较长时间。她经历了冷战的结束和共产主义模式在全球范围内的失败。与耶娃共同生活时间最长的二儿子维佳对本台记者谈起她母亲对共产主义的理解：

“大概是她小的时候读童话故事非常投入，那些德国童话故事中的基本倾向，王子，公主，经过很多战斗，经过很多磨难，最后终于胜利了，人民幸福了。这样几乎是一个潜在的公式，在她的一生当中始终起作用。一直到去世的时候，她还坚信她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坚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但是她对共产主义的了解还是以她的童话故事为前提。她相信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正义的社会，是大部分人都幸福的社会。我觉得她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也带着很大的童话色彩。所以我想她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政治家，一个共产党员，她从来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而是一个普通、善良的妇女相信未来的社会是大多数人民幸福的平等的社会，这个概念的共产主义。”

魏露诗的中国梦

与其说耶娃是个共产主义者，不如说她是个理想主义者。30年代初，西方很多热血青年从苏联这个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的身上看到了人类未来的希望。希特勒的上台更促使一些德语国家的犹太裔居民下决心远离自己的祖国。他们选择苏联、中国为第二故乡。其中值得一提的一位女性是现年94岁的魏露诗。

魏露诗是鲁特－魏斯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字。走进她在北京友谊宾馆的公寓，你会感觉到你是进了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的家。家具十分陈旧，笨重的木箱显然还是五、六十年代的产物。看墙上的照片，有鲁迅，有周恩来，还有中国总理朱熔基与魏露诗握手的镜头，这时候，你可能才会隐约感觉这公寓主人的经历不一般。

魏露诗于1908年12月11日出生于维也纳。当时维也纳的文化阶层对中国的艺术品特别青睐，尤其是瓷器。29年，魏露诗在与朋友聚会的时候爱上了一个中国人。她开始学习中文，甚至她的博士论文也是以中国哲学为主题，她最喜爱的哲学家是墨子。1933年秋天，魏露诗抱着对爱情的幻想来到上海，不过，她的意中人早已在父母主持下与一名中国女子订婚。

战争的硝烟使魏露诗滞留在了中国，她对身边一些无私、无畏的共产党人产生了好感。1938年，宋庆龄在香港成立保卫中国同盟，任务是发布战争消息，寄送药品。魏露诗积极参与同盟的工作。在与共产党人的接触中，魏露诗是否也渐渐产生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呢？94岁的魏露诗在病榻上回忆往事说：“是的，可以这样讲。我从来不是共产党员。但我的信仰完全可以称作是共产主义的。”

1939年，魏露诗申请中国国籍，她说：“当时的欧洲，纳粹执掌政权，因此我不打算再回去。而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我则非常赞同。”

魏露诗患脑血栓和皮肤癌。上一次中风使她完全瘫痪，生活不能自理。癌症在她的头上、脸上都留下了痕迹，说话也十分吃力。她以前工作过的外文局请专人一天24小时对她进行护理。不过，她仍然关心着外界发生的一切，每天读书、读报。魏露诗现在的最大心愿是什么呢？

“我希望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好。所有的人都过上好日子。对中国的未来，我是抱着乐观态度的。”

回顾一生，魏露诗完全可以为自己丰富的经历感到自豪。除了与宋庆龄密切合作之外，魏露诗还先后结识了鲁迅、周恩来和毛泽东。她对周恩来推崇备至，认为他是位罕见的充满仁慈的政治家。战争结束后，魏露诗前往美国与她的中国丈夫团聚，并生下了两个儿子。共产党当政之后，魏露诗对新中国十分神往。她的中国丈夫坚决留在美国，而这位欧洲女性却带着两个儿子回到了中国。她在北京的外文局担任翻译、专家。八大期间，魏露诗做了多种语言的翻译工作。她还当选两届政协委员。也许预料到自己的长寿，魏露诗在95年才写了自传，题为“历史的边缘”。她在自传的最后写道：

“50年代是中国的黄金时代，那是一个团结协作的时代。我当时的感觉是，对一个单身母亲来说，中国也许是世界上最理想的生活环境。今天，大家的物质生活丰富多了，但是社会的人情味淡化了。对人类的未来，我们必须划一个大大的问号。谁不希望自己的儿孙能有美好的未来，但我们的梦想已经破灭了太多，以至于我们不敢对未来做出积极的预测。尽管世界上有那么多的苦难和不公，我在中国却找到了一个新的故乡。在过去这些年里，我没有遭遇什么不幸。总体来说，中国今天的境况比其他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要好出许多。中国人民从来没有享受过今天这样的小康生活。

1933年，我开始了一次漫长的旅行。我经历了很多，学到了很多。如果有一天我的生命终结，那么我将无怨无悔。”

三十年代，放弃欧美较为优越的物质生活、前往半殖民地的中国、帮助中国人民革命的理想主义者还大有人在，有的死于战乱，还有的历经数不清的磨难，仍然初衷不改，视中国为自己永久的故乡。其中还有两位德国医生，他们是汉斯－米勒和弗里德里希－米勒。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他们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