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面临在经济阶梯上跌到最低的危险”。如果这话出自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之口，你多少会有些吃惊，对吧。不过这是真的。而且，这还不是他随意的流露，这是他一次重要报告的核心主题。

迄今为止，没有很多人知道，伯南克是一名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暗中崇拜者。他现在的讲话至少蕴含了一种象征性肯定，即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世界其他很多地方正在对市场经济中“社会福利”因素给予特别的关注。

就目前的情况看，“社会”成了一个时髦的东西，尤其是那些过去对此嗤之以鼻的国家。1999年，英国正式引入了最低工资制，8年后的今天，这个最低限度已上调了50%。不久前，美国也提高了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增长幅度为40%，新的每小时最低工资约合6欧元，同德国工会要求的最低工资相去并不遥远。

过去数年来，英国和美国通过所谓交“负值所得税”的机制实施着由国家对特低工资进行补贴的政策。而德国对此还停留在谈论阶段。前几年，美国经济进入萧条期的时候，恰恰保守总统布什延长了失业工资的领取期限。与此同时，德国通过哈尔茨新法却缩短了这一期限。

社会因素的加大，意味着国家干预成分提高。英国的情况是，自撒切尔时代以来，英国就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而言，国家支出比例将于2007年首次超过德国。美国布什政府则在医疗健康领域做出改革，资助贫困老年人购买药物，这个项目叫做“Medicare”。该项目2008年的国家支出部分将是2000年的两倍。

那么，美国等为首的典型自由市场经济国家怎么突然间发现了“社会”公正的重要性？原因很简单：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失败者的数量越来越大，收入差距越来越明显。最有钱的10%自1979年以来收入增加了三分之一，最底层的收入只增加了4%。1%的美国最富有家庭一年的收入等于全部家庭 收入的15%。

英美现在做的还称不上社会市场经济，至少同德国样板的距离还相差很远。但事实上英美的行为是在朝向当年德国市场经济理论的方向发展，这就是：当市场经济制造了越来越多的悬殊不平等时，有一个机制能够解开不平等的死结，目标是保障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

英美的发展趋势有着全球范围的共性。欧盟国家工资占国民总值的比例从1980年的55%降低到47%以下。韩国也有这样的发展。

在德国金融时报主任经济师弗里克看来（Fricke），现在到了为全球化时代创造出一套新型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时候了。这个新理论当然不会等同于50年前德国艾哈德发明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但其原理、其本质应该是一脉相承的。从这一点而言，德国有足够提供经验的权威。

中国近年来发生了一个深刻的变化：邓小平时代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念正在被胡锦涛的和谐社会理念所取代。打个比喻，或许可以说是从自由竞争理念时代转入了社会有限竞争理念时代，正在从美国走到德国。今年，中国除了人大政协两会外，还将召开中共十七大。在即将召开的两会上，人们认为焦点之一是劳动法和物权法这一劳一资两大法律。这两大法律无巧不成书地反映了社会市场经济的两大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昭示着中国社会与经济今后的发展方向。（李鱼/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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