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联邦议会少有的关于中国议题的本次辩论中，德国各政党大佬悉数发言，场内气氛热烈。德国总理施罗德为他的中国政策进行了全面辩护，并在结束时甩下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我坚持我的主张取消对华军售禁令的立场！

基民盟责难

按照联邦议会全体大会的惯例，在进行对华军售禁令这一议题时，由提出这一咨议提案的反对党基民盟首先发言阐述对提案的立场。基民盟议会党团副主席和负责该党外交政策的沃尔夫冈.朔伊布勒首先向施罗德发难。朔伊布勒反对取消禁令的理由和对施罗德的责难无非是重复了以下反对派的主流观点：中国人权状况没有改善，中国还在大规模执行死刑；中国以“反分裂法”武力威胁台湾和最近与日本的紧张关系说明向中国出售武器风险很大；在这一涉及地区安全的重大问题上欧盟一定要与负责亚太地区安全的美国密切协调；施罗德自作主张、一意孤行的和“机会主义”的亲华政策为欧盟带来窘境，也遭到德国各党派大多数的反对，长远看也损害了德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施罗德力挺中国

施罗德一上来就反守为攻，指出朔伊布勒的责难是虚伪的。施罗德指出，基民盟没有资格指责他向中国不讲原则地示好，1995年在北京看望中国军队的是基民盟党籍的总理科尔，那时距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被镇压才6年，而现在已经过去16年了，中国在经济和社会上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变得更加多元化，也有了新一代的领导人。他说，欧盟89年的对华一系列禁运在事件之后几个月就陆续取消了，只保留了军售禁令作为政治象征。

施罗德说，反对党指责联邦政府有意扩大武器出口，这是无中生有，因为德国既不会向中国提供用于战争的武器，也不会满足中国的这一要求。

施罗德指出，取消禁令问题的实质是如何设计与中国这个重要大国的长期关系，联邦德国致力于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这意味着在所有领域，其中包括政治、经济、科技与文化，坚定地改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对中国的发展施加影响。施罗德提倡对中国采取融合的政策，认为对中国采取孤立的政策是不理智的。施罗德还提到了中国在一些国际事务上表现出的负责任的大国行为，如亚洲金融危机时的负责表现、对国际反恐的配合和在斡旋朝核危机上的重要作用。

在谈到人权与 禁运的关系时施罗德说，死刑对他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但是死刑问题也涉及到世界上很多国家，那里也有死刑；中国在人权问题上还没有足够的改善，但是毕竟取得了进步，譬如死刑复审权上移给高等法院等，而且美国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也认为中国在人权问题上有进步。

施罗德还为中国的“反分裂法问题”进行了辩护。施罗德质疑说，不知道对这一法律提出批评的人当中有几人认真读过一遍法律原文。他还指出，九十年代，美国向台湾出售了300亿美元的军火，这才会导致该地区的局势紧张。

自民党强调人权政治

自民党主席维斯特韦勒在发言中指责施罗德假装崇高。他指出，在中国仍然每天都发生侵犯人权的事情，去年全世界执行死刑的3700多例中，中国就占了3400多例；中国的西藏自治仍然受到压制，媒体自由根本谈不上。他说：“人权不是象征符号”，在施罗德高谈取消武禁的政治象征意义时，有很多被侵犯与剥夺人权的中国人在实实在在地受苦。

菲舍尔高姿态

作为代表执政伙伴绿党的外长菲舍尔如何表态应该说是最大悬念。同绿党的绝大多数党员一样，菲舍尔此前一直明确表示反对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给施罗德造成了很大政治和舆论压力。现在到了真刀真枪表态的时候了，人们倒要看看菲舍尔如何一方面坚持绿党立场，一方面又要维护执政联盟的大局。

菲舍尔的发言表明，他不会为了禁运问题而冒分裂执政联盟的风险。巧舌如簧的菲舍尔避重就轻，不直接说到底是支持还是取消禁令，更避免了对施罗德说一个“不”字。而是顺着施罗德思路发挥了一通要对中国进行融合的重要性，并由此提出了解除禁令的条件，把皮球从柏林踢到了8000公里以外的北京。菲舍尔说，这些条件就是在联合国人权公约上签字、增进宗教宽容、废除死刑、促进司法独立和国家法治化。他说，欧盟已经做好了解除禁令的准备，现在该是中国为此作出贡献的时候了。

菲舍尔附和施罗德说，不应该忘记，中国在过去的几年里有了明显的转变，中国对世界经济和人类社会21世纪的稳定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因此对中国应采取融合而不是孤立的政策。

梅克尔称时机不对

基民盟主席梅克尔女士最后发言说，她虽然承认中国有了政治改革的动向，但是德国议会有着解除军售禁令的明确条件，而中国目前尚不满足这一条件。她说，目前争论的焦点不是要不要解除禁令，而是现在就解除禁令是否时机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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