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要想作为尖端人员到德国来工作与居留，他（她）必须有足够的韧性。来自印度的IT专家萨玛特抱怨道：“聘用承诺书先送交德国驻印度的领事馆，然而送往德国的劳动局和外国人局，最后返回德国驻印度大使馆。整个过程持续了三个半月。”

加玛特在一个印度软件公司在杜塞尔多夫的子公司工作，他指出，假如在德国劳动市场上找不到高质量的求职者，而对外国尖端人员的需求由于官僚主义障碍而不能在短期内得到满足，订单就会失去：“顾客不会等待三个月。优秀员工应该在顾客需求的情况下能够得到，而且要尽快。”

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负责德国大学优秀后继人才的勒娜特.克吕瑟纳指出：“我们当然有对外国尖端人才的需求！我们从博士生培养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在有些专业领域我们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德国毕业生。我们在自然科学、生命科学和工程学的一部分领域就缺少后继人才。”

社民党内政问题政治家迪特尔.维费尔施皮茨认为，在围绕最佳大脑的争夺中，作为科技和经济发展地的德国太掉以轻心了，“要认识到，这些人到我们这里来是成全我们。别把事情看反了。”

维费尔施皮茨要修改去年1月生效的新移民法。原因是：实施新法一年后回头看，这段时间里引进的尖端人才与在此之前推行绿卡政策时相比，减少了一半。他说：“在争取最高级人才方面我们跟许多国家在竞争。假如说，到头来只有几百个这种质量的人到我们这里来，这就表明了，我们做出的规定太小心谨慎，太官僚主义了。”

当时绿卡时期，高级人才的入境速度是很快的，不官僚的。那时外国高级申请者只须等待一个星期。那是在前总理施罗德治下的红绿政府于2000年按美国的榜样作出的规定。在头几个月里，就有1万多名IT专家进入德国。但在所谓的“点com危机”发生后，新技术市场一时崩溃，不再需要外国软件专家。

然而，波恩劳动介绍所的克劳斯.舒尔德斯坚持认为，那时的绿卡制是德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这个程序史无前例地突破了到那时为止有效的德国劳动批准法规的哲学。我想说：最佳的劳动权批准是，根本就不（用）批。2000年，我们首次塑造了一个邀请式的劳动审批程序。”

2005年1月，新的移民法取代了绿卡制。这个措施虽然为来自第三国的高素质人员打开了通往德国劳动市场的大门，但却不能称之为邀请式的，尤其在家庭成员入境这个问题上。印度专家加玛特说：“一个同事的夫人在印度一家跨国银行有国很棒的工作，她甚至拥有商业和行政管理的硕士学位。但是在德国她不可以工作。她的居留许可是跟她的丈夫拴在一起的。持这种签证，她自己就不能工作。”

在德国，配偶要等待很长时间才能获得工作签证。许多人就会因此而到别的国家去，在那里就要容易得多。加玛特说：“我在英国工作过两年。我在两三周后就得到了签证，而我的太太也可以工作。”

语言也是导致专家们更愿意去英国或者北美的原因。加玛特说：“假如我们问我们的同事：你想不想到德国去？他们会说，不，也许。假如我们问他们想不想去美国，那是没有人会说不的。”

国际人事咨询公司基恩鲍姆的塞尔吉.弗朗克认为，要到没有尖端人员会对到德国来说不的那天，道路还很遥远，“就象请个人到家里来，房子里不漏水，不错，但我们还缺暖气。这幢房子是吸引人的，就象德国是吸引人的一样，但要赢得客人，我们还要做一些事情。我希望，人们能够拿出更大的热情来，拿出好主意，好方案，把德国的吸引力进一步加大。“

内政问题政治家维费尔施皮茨认为，应该承担责任和义务的是政界，而不是经济界，“我觉得我们德国的企业需要改进的地方较少，而我们的官僚们有很大的改进必要。我们在今后几周里要好好谈谈这个问题。”

Sandra Hof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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