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新德意志报》的作者开门见山便强调，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人毛泽东发动、从1966年延续至1976年的一场"群众性政治运动"；毛泽东的声誉并未因"文革"而受影响。

取名为"中国的命运转折"的该文指出，中国人称文革为"十年动乱"；对毛本人的历史功过，中国人的说法是，对他可做"三七开"：七分功，三分过。

文章写道："若不做机械性评价，那么，可以说，毛泽东是'新中国的奠基人'，有魅力、有哲人的远见，但同样富于空想，像昔日的帝王一般专横，在新中国的建设上起了毁灭性的作用。

"从日期上讲，'文革'起始于1966年5月16日，但战略家毛泽东当年年初已在做实际准备……

"在实施文革的过程中，毛和以他为首的核心领导小组利用了人民解放军，将其作为权力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决定性力量。根据毛的基本方案，解放军应在所有社会领域建立军事化组织，国民经济实现军事化，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组织上和人事上的大换血，尤其夺走'旧'中共及政府机构的权力。 毛及其支持者的目标是建立一种'军营式共产主义'。从1966年6月起，他唆使成立由大中学生组成的'红卫兵'，并通过红卫兵，在消除'剥削阶级文化'的口号下，展开以古典中国文化遗产和人士为对象的史无前例的剿灭运动。从战略和战术上看，这一手法堪称中外古今一绝。……到1971年，中国日益沦入残酷的内斗。不过，这时，军队不愿再与之为伍了。作为已无法消除的对抗立场的结果，毛打倒了既定接班人-国防部长林彪。"

文章认为，中国进入现代是在毛泽东死后两年，即文革正式结束后两年。同样属于第一代领导人的邓小平因务实主义态度而成为这一历史性转折的代表性人物："倾向改革的以邓小平为首的势力在1978年12月中旬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力主通过决议，从1979年起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工、农、国防、科技）'上，启动'改革开放'进程，-对内改革，对外开放。

"在上世纪80年代，僵硬的计划经济，即'指令性经济'逐渐转向市场经济结构。不过，极端的社会差异、守旧和革新之间的政治矛盾急速加剧，并在1989年6月的天安门事件中呈现爆炸性结果。又是邓在1992年早春，假手对华南地区改革项目的访问铺平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

文章最后指出，在经历了19、20世纪的数百年的封建僵化、半殖民的帝国主义剥削和日本法西斯暴力统治后，中国今天仍继续处在转型期，但已全然不同于毛所推动的、导致灾难后果的路线："尤其是90年代以来获得的成功证实了中共的这一战略：卓有成效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把核心政治框架设定和有控市场经济发展结合起来"。

中国经济是否需要民主化？

《法兰克福汇报》经济栏目上刊登一篇书评，介绍美国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今年3月出版的取名为《中国的未来》（China´s Future） 的新著。沈大伟是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中国政策研究项目主任，在西方汉学界有相当影响力和地位。原因之一是，相对而言，他一直"善意"、"积极"，或曰"正面看待"中国文革后几十年来的发展，与所谓的"唱衰派"谨慎保持距离。岂料，去年3月，《华尔街日报》刊登一篇他的题为"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长文一篇，令人侧目，引起震惊，也迫使沈大伟多次出面否认"崩溃论"。一年后，教授出版《中国的未来》一书，再次否认曾预测中国或中共会崩溃。《法兰克福汇报》书评未参与相关争论，而将关注重点放在沈大伟此书中关于中国未来制度的新提法，即"民主有很多形式，不能一概而论"。不过，书评主要还是强调，沈大伟及其同仁在理论上所持的观点是：只有实行广泛的民主化-至少拥有独立司法、言论自由和反对派-共产党不一定要有落选的可能，中国才可能实现经济的现代化。书评写道：

"在研究（中国）社会时，沈大伟认可了在民众退休和医疗保险领域取得的巨大进展，也认可了从2009年起即已启动的减少收入不公方面有缓慢的进展。但他指出城市中产阶层、权利尤其不保的数达2亿的农民工、农村人口以及康藏边陲地区住民不断增长的不满情绪。这表现在更频繁发生骚乱、表现在政府为保持国内安全的费用超过了国防预算。而国家让军事预算的增长超过经济，本已让人惊诧莫名。另一个警报信号是，60%以上留学生不再返国。社会老龄化、严重环境问题以及腐败，同样是警报信号。

"在共产中国历史上，高压和宽松化阶段一再交替出现。中共因害怕失去权力而越来越失去改革意愿。尽管反腐斗争也不放过高官，但沈大伟认为，这不是治本药方。虽然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增长迅速，但他对过度自信提出警告。他预期，美国、日本，还有印度及其它邻国的抵抗会不断增加。作为民主和平论的信从者，沈大伟认为，中国若不实现民主化，冲突便会增加。他的看法是否正确，有待时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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