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法兰克福汇报》周六（7月24日）发表署名文章“中国富人推动股市上涨”（Chinas Reiche treiben die Börse）。文章的引言指出：“保时捷和百达翡丽在中国供不应求。然而随着社会不公加剧，中端品牌的境况日益艰难。”

作者Hendrik Ankenbrand在瑞士高级制表品牌爱彼(Audemars Piguet)位于上海南京西路的专卖店里感受到销售人员疲倦的笑容，店里部分表的价格超过10万欧元，作者坦言：店员认为一个外国人买不起那里的手表也是无可厚非的。

“而买得起（这些表）的中国人则非常多，以至于国际奢侈品行业在新冠疫情期间经历了股市大涨”，文章举例指出：“去年3月中旬，当中国每天只有20个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时，总部位于巴黎的LVMH集团的股价是338欧元，如今这个数字翻倍为657欧元。爱马仕的股价从当时的628欧元攀升至今天的1254欧元，也几近翻倍。”

“极端差距”

作者还注意到中国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中国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2.7%；社会消费品零售上半年同比增长23%。北京海豚智库创始人李成东向《法兰克福汇报》分析：“因为中国人在疫情期间不再出国旅游，但是依旧想购买古驰（Gucci）和普拉达（Prada）等奢侈品。中国奢侈品消费在全球奢侈品市场的占比可能很快将超过现在的30%。”

虽然中国人对奢侈品的购买热情势不可挡，《法兰克福汇报》的记者也发现：“中国官方的经济统计数字也显示了另外一面：这个国家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虽然这场全球大流行病几乎没有影响到上层阶级的收入，但下层阶级的工资却停滞不前，甚至在下降。因此，中国的消费市场也正被划分为一个愈加不平等的阶级社会。”

一些中端品牌在中国或将面临难境，分析师李成东指出：“中国老百姓以前喜欢购买价格稍高但质量较高的品牌商品。现在他们转而购买廉价产品”，阿里巴巴和拼多多等网上购物平台的股价可能由此上涨。

总部设在上海的财富顾问公司博人金融的首席执行官宋光辉告诉《法兰克福汇报》记者，中国的消费格局正在出现“极端差距”，“这是贫富分化的直接后果”，中国的经济目前正在分裂成 “两个完全不同的市场”。就德国的汽车行业而言，这意味着戴姆勒、宝马和奥迪的豪华车在中国的销量创下新高，而大众汽车则面临销售数字下降的困境，《法兰克福汇报》文章在结尾处如是写道。

欧洲科技计划

德国《商报》注意到，欧盟愈加关注科技对全球权力结构的影响。该报周五发表文章“欧洲科技计划——电子外交”（Europas Technologieplan Digitale Diplomatie)指出，面对数字大国中国，欧盟寻求与美国协力合作，欧盟计划在硅谷设立代表处就是一个例子。

作者Moritz Koch介绍：“经济和科技进步一度被认为会为民主铺路，这种想当然的假设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构成了西方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核心——但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数字技术并没有使中国民主化，反而帮助其巩固了威权结构。互联网并没有改变中国政权的性质；中国政权反而正在改变互联网的特点。欧洲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这一点，甚至比美国还长。现在欧盟也准备好面对新的地缘政治现实。”

对此，《商报》认为其获得的一份欧盟对外行动署（EEAS）的非文件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欧盟外交部长们近日在布鲁塞尔讨论了这份文件。

“科技对地缘政治的影响日益增多，并在不同统治模式之间的权力竞争中起到核心作用”，欧盟外交官在上述文件中写道：“外国行为者利用科技发展来操纵和干预”，由此威胁到“我们民主国家的运作”。《商报》继续写道，欧盟对外行动署的文件并没有回避对中国的指责：“中国已将科技作为其在全球寻求影响力的关键因素”。

因此，欧盟希望在未来能够更有力地反击这种情况。《商报》接着援引上述文件指出：“欧盟的数字化计划——基于开放社会、公民的经济和社会赋权、法治以及基本权利和自由”是一个“战略优势”。它应该被用来“抗衡将数字技术作为社会监控和镇压工具的专制制度”。

《商报》的文章分析道：“欧盟’网络外交’的背后有两点：意识到技术问题现在也是权力问题，并承认民主世界之前的中国政策已经失败。欧洲寻求的新外交政策方向也代表了与过去的明确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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