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瑞士出版的《新苏黎世报》发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洪源远（Yuen Yuen Ang）撰写的客座评论，解析中国经济目前遇到的困境以及西方对其认知的一些误区。这篇题为“中国经济悖论”的评论写道：

“西方观察家往往要么把中国视为正在崛起、而且即将主导全球的超级大国，要么视之为濒临崩溃的摇摇欲坠的国家。这种相互矛盾的看法从两方面映证了中国经济的复杂动态：一方面是科技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是经济增长的颓势。这一矛盾主要可归咎于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数百万党的干部下达的行政命令，他们的任务是将习雄心勃勃的愿景落实执行。

在人们的印象中，中国是计划经济，国家领导层会下达精确的指令。但实际的逻辑正相反，姑且可以称之为“受调控的临时发挥”。国家领导层就重点优先事项发出信号，由部委和地方政府组成的庞大官僚机构根据具体的政策激励来解读这些信号并采取相应行动。

习近平已经让干部们明白，他的目标是打造一个以“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即高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新型经济，作为自己的政治遗产。污染环境的工业、基础建设投资和房地产投机构成的旧式经济尽管帮助中国告别了贫困，走进中等收入阶段，但习近平对这种经济不再看好。他甚至似乎对中国迄今的增长模式心怀憎恶，因为它被同习的政治对手和腐败下属联系在一起，这些人不是被打入冷宫就是被送进了监狱。

中国的干部们因此没有什么积极性来采取果断步骤，让旧经济恢复活力。即便取得成功，也不会有助于提升主政官员的声望，而败绩则可能断送其仕途。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中央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持续萧条仅做出了半心半意的反应。如果政治决策者在新冠疫情之后立即采取果断措施，或许还有机会重建消费者的信心。而现在，景气下滑不仅损害了信心，而且让人们的收入也受到了影响，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面对失业或减薪的前景。

与此同时，政府将生产科技产品作为重点，诱使地方政府在习近平力推的领域过度投资，比如电动车和太阳能板。在中央政府宣布了新增专利方面的高企目标后，地方干部们被鼓励申请并无价值的专利，造成新专利数量飙升，但其中实际上真正属于创新的专利比例却下降了。这一现象，可以用“低效生产力的创新推动”来形容。

尽管中国在短时间内大批量生产的能力值得称道，但这一做法也造成了巨大的浪费。电动车行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国有450家汽车厂，但其中三分之一的生产线利用率不到20%。这些生产商中的大多数最后不得不倒闭，整个行业围绕比亚迪等少数大厂进行整合。”
作者的结论是：简而言之，从实际出发看，中国的新型经济增长得再快，也还是无法马上取代旧经济。

大众汽车的中国梦 

《法兰克福汇报》发表题为“黄金时期结束了”的评论，指出中国经济增张放缓、消费不振，对德国依赖中国市场的出口型经济也是一个挑战。文章写道：

“多年以来，至少德国工业的一部分依赖于中国市场，被视为高额盈利的保障。在汽车行业尤其如此。今天，市场正在经历一场转变，这一转变很可能是长期性的，也将长期既有的战略置于重新审视之下。高档汽车制造商发现，中国消费者的荷包不再像以前那么宽松了。像大众这样靠量取胜的车商不得不认识到，自己在中国增长巨大的电动车市场上的竞争力十分有限。

中国市场的挑战并不会因为在柏林举行的汽车行业峰会而发生改变。一些外国观察人士数年以来都在说，德国经济以对中国出口为特征的长年有效的成功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这么说可能有些夸张，但毫无疑问的是，黄金时代已然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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