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就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访问中国，瑞士《新苏黎世报》以“卡玛拉·哈里斯是谁？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她就是一个重大不确定性因素”为题，刊发评论指出，沙利文和中国领导人会面时一定谈及了这位对外交涉猎不深的民主党候选人一旦胜选后的美国对华政策。

“中国的宣传机关面临极其严峻的挑战。拜登宣布退选，让北京的官员们头痛不已。在社媒平台上，赞扬拜登退选决定为爱国或者无私行为的帖子都会遭到删除，因为这可能隐晦地让人联想到习近平：后者在2018年取消了领导人任期限制，理论上他现在能终身执政。”

“特朗普与拜登之间的选战本可以给中共提供一个抹黑民主体系的契机：美国民众只能在两个邪恶的老年白人男子之间做出选择。可是现在，一个59岁的黑人女性有机会成为美国总统。”

“对于中国而言，特朗普与卡玛拉·哈里斯也是两害相权。中国熟悉特朗普，卡玛拉·哈里斯则是重大不确定性因素。从这个角度而言，特朗普也许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他尽管难以预测，但是特朗普的单边蛮干、‘美国优先’政策会损害美国的国际形象，这对中国反而是有利的。”

《法兰克福汇报》以“一分为二的汽车世界”为题，刊文分析了为什么电动汽车市场在中国方兴未艾、欧美市场的燃油汽车比例依旧居高不下。

“汽车业界的一分为二其实有着产业结构以及文化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许多西方国家存在长期的产业结构薄弱环节，这些国家没能建立其良好的充电网点。而在中国，电网至今仍在扩张，况且中共有着更大的干预能力，所以充电网点建设顺利得多。中国的电价低廉，人口密集的中国特大城市里，汽车的平均行驶距离更短，更适合电动汽车的使用场景。”

“对于中国政府而言，电动汽车也能带来战略优势：这些汽车都是在本土工厂里生产的，能在本土创造就业岗位，还能让民众产生自豪感。此外，电动汽车产业也能提升中国的科技形象以及气候保护形象，并降低对外国科技以及进口石油的依赖性。对于德国以及欧盟而言，上述几点并不能构成类似的优势。欧洲甚至会因为汽车电动化而损失就业岗位，而且由于中国的电池技术领先、原材料方面也有优势，欧洲还会因为电动化而加深对中国的依赖度。所以，欧盟对快速转型电动汽车并没有那么强的兴趣。”

文章接着指出，中国购车者更年轻、更注重各种数字化甚至娱乐功能，而相对年长的德国消费者则注重驾驶体验以及使用寿命；植根于内燃机深厚传统的德国汽车文化也造成了德中两国汽车市场的重大差异。

作者建议，德国车企应该努力同时适应两边的市场，既不放弃中国市场，也不冷落欧洲市场；短期而言这固然意味着更高成本，“但长远而言，同时存在于两个不同的汽车世界将能形成优势。车企能在中国学到经验，运用到其他市场。由于地缘政治因素或者文化因素，中国车企是否能在西方站住脚还是一个未知数。在某种情形下，德国车企甚至不必生产最优秀的电动车。也许在不少国家的市场，只要能生产中国以外最好的产品就已然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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