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 杜塞尔多夫出版的德国《商报》以“攻击取代接近”为题，指出在美国副国务卿舍曼访问天津期间，中方有意进行挑衅，这让人十分怀疑北京方面是否真的有意愿缓解中美争端。

“中方并没有利用此次会晤的机会，让双方高官在个人层面上有所接近、从而缓和两国之间的冲突。相反，中国外长王毅在舍曼到访前就进行了激烈的言辞抨击，为这场会晤奠定了基调。舍曼抵达北京后，中国副外长谢锋还指责美方‘妖魔化中国’。”

“北京的对美强硬言辞，主要是说给国内听的：中国政治精英热衷于向民众展现强悍领导之角色，坚定抵御外来危险。这一策略也确实有效：民族主义正越来越受中国民众的欢迎。”
“但是，这一策略对外却是起到反作用。北京的此类行为让人感觉，中方更愿意制造舆论争端，而非进行认真的、缓和局势的会谈。”

“信任和可信，这是双方接近的必要前提，然而北京的策略并不以其为目标。而且，毫无疑问，由美国最初推动的中美脱钩，如今反而是由中国在更积极地贯彻。”

文章认为，鉴于北京的这种姿态，德国以及欧洲商界也必须保持警惕。“尽管和美国企业相比，在华德国企业目前不太会成为被官媒煽动的民族主义民众的攻击目标，但是附带伤害却已经产生：就在最近，中国出台了《反外国制裁法》，那些配合欧美对华制裁措施的外国企业，也会成为这部新法案的攻击目标。”

“我们可能输掉这场斗争”

《法兰克福汇报》以“比起和中国的良好生意 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为题，刊发了由德国政治学者Maximilian Terhalle撰写的客席评论。文章尖锐地指出，德中之间不断扩大的经贸合作规模，客观上已经不再符合德国的国家利益；德国必须扪心自问：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坐视中国凭借全球贸易迅猛崛起？

“德国政界不厌其烦地提及国际政治的‘时代转变’，我们现在必须更为深刻地看待这一问题：它并非被用来解决各个政治领域的现实问题，而是一场争夺世界主导权的明争暗斗，这场争斗既发生在权力政治层面上，也发生在价值观层面上。西方是否还想维持主导地位？我们不应自欺欺人：我们也有可能输掉这场斗争。”

作者接着指出，只有一个强大的美国才能确保一个自由的欧洲，这一局面在可以预期的将来都不会改变。而鉴于中国哪怕经济增速放缓、也必然会在几年后超越美国，因此仅靠美国的力量将无法抵御中国。

“但是，如果有相应的政治意愿，欧美联手，再加上印度、日本、澳大利亚的力量，将能够遏制中国。所以，今年秋天大选时，柏林必须将以下任务作为最高目标：在2024年前，大力加强德国以及欧洲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的吸引力，从而让今后的美国总统难以去质疑欧美联盟的价值。距离2024年还剩下短短的三年时间，新一届的德国政府将拥有历史性机遇，持久地巩固西方内部之团结。”

文章呼吁，大选后的德国新政府不能再像以往那样将安全政策与经济政策视为相互独立的个体，而是视作德国整体战略下的两个相互嵌合的核心部分；因此，德国的新经济政策不能再继续坐视中国凭借全球化不受遏制地繁荣。

“我们更应该扪心自问，中国到底能够凭借全球贸易变得多么强大？显然，德国人和中国做生意，其实际结果已经不符合德国的利益。中国每一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都在进一步巩固中共的统治、进一步增强中共政权在中国民众之中的认可度和合法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中国的高额国防预算，正在迫使全球部署的美国军事力量不断地转移到东亚，这反过来影响了美国在欧洲的可信度，因为美军对俄罗斯的遏制力量被削弱了。拜登总统太清楚这一点。而且，德国的贸易也为这一趋势做出了贡献：中国凭借经济增长，能够不断地加大军费开支，其每年的增幅都相当于德军军费的总额。”

“但愿大选后的新一届德国政府能够及早明白这一重要的关联，并且采取实际行动，让德国的战略安全成为比经济利益更为重要的目标。”

文章末尾，作者再次指出，在德国大选之后，拜登总统将越发不加掩饰地质问柏林：“德国怎么可以一方面想要享受美国的核安全保护伞、另一方面却毫无顾忌地和美国战略对手大做生意赚得盆满钵满？”作者认为，德国如果真想维护西方团结，就只剩下短短三年时间，“特朗普知道这一点，普京、习近平也知道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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