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上周五（7月15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最新经济数据，今年第二季度同比增长仅0.4%，上半年的增速也仅为2.5%。“明镜在线”随后发表题为“意识形态压倒理性”（Ideologie sticht Ratio）的评论，指出中国总理李克强宣布的2022年5.5%的增长目标，在第二季度的糟糕数字后看起来是无法实现了。
该报驻中国的通讯员Georg Fahrion写道：“通过这个数字可以得出关于中国现状的很多结论，远超经济范畴。可以预见的好事不多。几十年来，一般认为北京领导层将国家经济发展置于第一要位，赚钱是第一要务。中国（当局）的决定和行为基于经济发展，这曾经是经验法则，如今这种确定性消失了。中国政府行动的可预测性也随之消失。”
文章随后提到，在新冠疫情初始的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曾遭遇更严重的滑坡，但当时的罪魁祸首是新的、尚不为人所知的病毒，负面影响很难避免，而当今的问题则不同，“北京是睁大了眼睛看着经济景气下行”。
“习近平的意识形态偏好也决定了中国的外交政策”
作者认为，“实用主义在中国已不再是衡量万物的标准”，“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实用主义时代已经过去”，意识形态主导的时代回来了。
“对于德国和世界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不仅因为中国经济对我们的社会繁荣有着直接影响。也因为这反映在中国外交政策中，理性的考虑越来越多地让位于领导人的意识形态偏好。习近平主张一种重视国家实力高于一切的路线，该路线对于所谓的外国抹黑、贬低中国之举高度敏感，致力于中华民族的复兴。”
文章在最后指出，在这样的背景下，“打台湾违背中国的经济利益，这样的说法听起来已经不再像几年前那样让人放心”。
“中国为领导人的固执己见付出代价”
《法兰克福汇报》7月15日的一篇评论也指出，是新冠病毒的“清零”政策影响了中国经济。该报资深记者Peter Sturm的评论写道，导致中国经济增速崩盘的“唯一原因是习近平的清零政策，而他不会在党代会（二十大）前承认任何错误，中国为他的固执己见付出代价”。
这篇评论写道，对于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始终应该抱有一定的怀疑态度，但这次周五所公布的内容肯定是有一定可信度的。周五的数据甚至比之前已看淡的预期还要差。
“通常情况下，这种现象有很多原因。然而，在目前的情况下，唯一原因是‘清零政策’。更准确地说，增速不再要完全归咎于习近平。这正是问题所在。这位中国国家和党的领导人坚持要在任何时候都对所有问题持唯一正确意见。”
评论继续写道，习近平希望在几个月后的二十大上获得连任，打破数十年来中共总书记只连任两届的惯例。“在中国，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个想法，即便在党内也是如此。所以习近平认为他现在不能承认像‘清零政策’这样的错误。这位领导人将其权力置于一切之上，包括自己国家的经济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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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多来，新冠疫情以及“清零”政策给中国社会带来不同的问题，例如，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上升、民众出行不便等。近期更传出新冠康复者求职被歧视的情况。
图像来源: REUTERS根据亚洲开发银行今年4月发布的报告，继2021年中国经济出现复苏后，2022年和2023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会放缓。原因是中国国内需求低迷的情况仍未改善。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20日对中国今年的增长预期进一步下调至4.4%。这个数字远低于年初北京设下的5.5%目标。下调主因是中国抗疫采取强硬的清零政策、广泛封控影响经济活动，加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加剧了对中国经济的压力。
近日一篇题为“我躲在上海虹桥的卫生间，不知道去哪”的文章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文章内容讲述了一名新冠康复者求职碰壁，被发现住在上海虹桥车站厕所卫生间，她表示“现在招工都不要感染过阳性的人”。对此，上海市政府表示也关注到相关情况，并指出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呼吁对新冠康复者给予更多的关心，“不能给他们贴标签，不在他们的工作生活中设槛，不能让他们生活在不该有的阴影下。”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6月中发布的最新经济指标数据，疫情冲击对就业的不利影响仍然持续。从总体失业率来看，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5.9%，16-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是18.4%，比4月上升了0.2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今年中国大学应届毕业生达1076万人，比2021年多出167万人，规模和增幅皆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国家统计局已表示，随着毕业生投入就业市场，可能进一步加重就业压力。
在北京以“动态清零”为原则的防疫政策之下，中国希望最大程度地减少境外输入感染病例的风险，因此一直采取严格的出入境管理限制，旅客入境后还必须接受严格的隔离。而在中国境内，一旦发现确诊案例，就会立即实施大规模核酸检测和封控。外界预测，健康码和常态化核酸检测将成为中国大城市的防疫日常。
上海等城市曾经经历长达数周的隔离，不仅让许多居民面临收入损失、家庭分离，吃饭难、看病难也是让人发愁的问题。在疫情严控之下，民众抱怨民生物资匮乏，快递物流人力运力不足导致配送不及时，而民众看病就医的渠道也受到种种限制。西安封城期间，曾发生过孕妇因核酸检测有效期超时而在医院外等待过久不幸流产、心梗患者因无核酸检测被拒诊而不治身亡的事件。
中国在防疫期间引入“健康码“措施。对于各地居民来说，健康码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另一张身份证，只要健康码变成红色，通常就意味着相关人员感染新冠病毒或者是密切接触者，出行自由就要受到限制。日前在河南则发生了“天降红码”的状况。今年4月，一些村镇银行的储户发现无法使用网上业务，他们向监管机构提出投诉，要求取出自己的存款，但是始终未能获得答复。储户于是前往河南村镇银行取钱，却发现自己的健康码变红，从而被强制隔离或者限制出行，但他们的核酸检测都显示阴性。这起事件在网上引起热议，人们开始质疑，原本用于防疫的大数据是否遭到滥用，甚至成为“维稳”的工具。
在过去两年半的疫情中，中国进一步缩紧对社会的管控。近日在天津市，有部分民众因为未按时参加核酸筛查，被以逃避核酸检测为由列入“失信名单”。旅美的中国人权律师滕彪认为，中国政府利用高科技与其他现代有效监控的技术，对公民社会进行全面的监视与控制，而在疫情期间，中国政府也累积了更多控制社会流动的经验，可以预期的是，即便疫情结束，这套防疫措施也会持续。
上海封城后，来自英文run的“润”一词成为中国的网络流行词。除了许多在上海的外国人在解封后逃离上海，连曾为中国的新冠防疫政策叫好的中国经济学家郎咸平也被指已举家从上海迁到香港。彭博社援引投资移民谘询公司Henley & Partners估计，由于严苛抗疫加上经济放缓，约有1万名中国富人正寻求离开中国。若他们移民成功，将从中国带走480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