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法兰克福评论报》以“依赖又脆弱，却依然不改变路线”为题指出，根据德国瑙曼基金会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在原本立志要减少对中国依赖的关键领域中，德国如今的依赖度反而上升了。

“根据瑙曼基金会的研究，德国如今进口的太阳能发电板中有92.6%产自中国，这创下了历史新高。德国本来已经制订了目标，在推进绿色能源转型时降低对单一供货商的依赖度。然而，德国的能源转型如今却维系在一条单一供应链上，该供应链的一端恰恰位于北京。换而言之：德国渴望增强自身的（能源）独立自主，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却几乎只在中国进行采购。更通俗点说：这大概相当于一个人立志要节食减肥，却坚持只光顾同一家面包房。”

《慕尼黑信使报》以“对中国的依赖度继续上升，我们何时才能醒来？”为题，刊评诘问：为什么德国至今拿不出真正清晰且有效的对华战略？

“上一届德国联邦政府确实在2023年尝试推行一套新的对华战略，文件将中国同时定义为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并将‘去风险’视作刻不容缓之举。然而就在今年2月，现任德国总理默茨（又译梅尔茨）却率领一支庞大的商业代表团飞往北京。其实大家都对市场壁垒、不公平竞争、政府补贴等种种潜在风险心知肚明，但所有人依然热衷于继续和中国做生意。”

作者接着指出，不仅仅是72.9%的抗生素、66.5%的锂电池来自这位“制度性对手”，这种痼疾如今更是在向德国的汽车、机械、化工、航空等核心产业蔓延。“这往往遵循同一种模式：为了打入中国市场，德国企业必须和中方伙伴成立合资公司。在此过程中，德国人交出了关键技术，而中国人此后则基于这种技术开发出了更便宜、更优质的产品。”

文章警告说，这一趋势已经让越来越多的德国汽车零部件供应商陷入危机。“这对地方财政造成了直接冲击：税收断崖式下跌，失业率节节攀升，社会保障支出也随之水涨船高。然而，解决这些难题的钥匙并不在柏林手中，而是在欧盟。整个欧洲必须联手运用其贸易影响力，从而保护其敏感技术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降低对原材料供应的依赖度。这并非什么新鲜事，但如今确实到了刻不容缓、必须付诸行动的关键时刻。”

瑞士《新苏黎世报》以“德国政府不可以继续为德企的中国业务提供财务担保”为题，充满担忧地注意到，德国经济对中国关键产品的依赖度在上升，德国企业在华投资额在显著增长，德中贸易逆差在快速拉大；但与此同时，德国企业并没有响应欧洲政界的“对华去风险”号召。

“西方对华依赖度上升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北京的激进产业政策，中国凭此成功消除了在特定领域与西方国家的技术差距，并且让西方国家依赖中国产品。中国为实现这一目标所采取的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手段，其代价便是巨大的产能过剩。这尤其影响了房地产、钢铁以及汽车制造等行业。中国正利用国家补贴和被低估的汇率，将这些过剩产能倾销至西方市场。德国厂商也正因此而承受苦果。”

“那么，现在又应该怎么办？政客要求企业降低对华依赖度，说起来很简单。但是企业必须遵循自己的经营逻辑。没有一个企业家或者高管能承担得起抛弃中国的后果，不论是抛弃中国的采购链、抑或是抛弃中国的销售市场、还是放弃中国的生产基地。而且，中国在能源等方面拥有比德国远远更低的成本，在AI、无人驾驶等领域，如今的技术转移方向更是发生了逆转。所以，德国企业但凡想要获益于中国研发的新技术，就必须前往当地开展业务。同样理性的做法还包括：企业在中国扩大生产从而应对可能发生的政治争端甚至军事冲突风险；届时，他们就能够在中国本地为中国市场生产，不受关税壁垒影响。”

“尽管如此，政界依然有办法说服在华经营企业考虑宏观层面的风险。德国政府需要为此设计好政策框架，其中的核心就应该是财务担保原则。就像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欧肯(Walter Eucken)曾经所指出的：获利者也必须自担损失风险。德国政府应当明确且令人信服地表明：一旦德企在华业务因地缘政治重大冲突等因素而陷于崩溃，德国政府不会用纳税人的钱去救他们。”

作者进一步指出，那些“大而不能倒”的企业，则必须透明地接受压力测试，模拟其在华业务崩盘时的危机场景。“此举将对企业管理层施加压力。这种压力既源于股东，也源于金融市场。企业高管也因此会有动力去化解在华业务所蕴含的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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