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11年前，还是大学生的K从未想过，亲历天安门事件的“历史人物”、中国六四学运领袖——王丹——会成为自己的“脸友”。他更没想过，两人初次见面将成为他日后难以面对的MeToo时刻。

“我现在真的很痛苦。我不知道我在痛苦什么，也觉得很不公平——为什么我打电话给性平会的时候，还要上班假装是一个没事的人？我还要在办公室的隔间里面偷哭？其实我没有错啊，不是我去伤害别人，（但）出来开记者会的人，或者是受到攻击、或者是在受这种心理煎熬的人，都不是这个加害人。”K哽咽向DW说道。

由于担心身份曝光、公开出柜，K要求匿名受访。他指，为了“不要再有受害者”，王丹“会把别人灌醉然后再乘机性交这件事情，一定要让它公诸于世”。

酒精与意识——K的控诉

“他先来敲我的。”2012年夏天，大学正要毕业的K透过脸书，认识了当时活跃于台湾公众视野的王丹。从学生时代即开始关注社会议题，社运青年突遇民运前辈主动来讯，有些意外，也欣喜接受。

“我后来推测，应该是看到年轻小男生就会跑去到处加人脸书吧，到处物色人的那种感觉。”K一边翻找保留下来的完整对话纪录，一边说。

“那时候跟他聊洪仲丘（注：指当年台湾士兵疑遭霸凌死亡事件），王丹就说‘不要跟他聊这种公共政治的议题’之类的。”一开始两人偶尔聊时事，王丹却告诉他，脸书私讯不聊政治、只聊隐私，话题也逐渐触及情欲私事。

根据DW检视的完整对话纪录，成为“脸友”后的头两年，两人对话屈指可数，直到2014年2月，王丹突然开始频繁来讯。

“他一直卢（台湾用语，意指“要求”）我去他家，...故意约9点，就是要过夜。”当时24岁的K在台湾某大学就读研究所，面对积极邀约，他犹豫再三。

“你不是我的学生啊，没有伦理问题。”对话那头的王丹写道。

在被问到最后为何决定赴约时，Ｋ指，自己是抱著“跟历史人物见个面好像也蛮好玩”的心情——“我还在对话中问他：假设去你家，可以看到天安门的一些机密档案或录音吗？”结果，“什么天安门的录音带，那些我想看的东西根本没看到。进去其实我也没什么印象了，但就是一直灌酒，有啤酒、有红酒。”

混酒下肚、酒醉失去意识，再有印象，就是醒来看见王丹气急败坏地在打扫家里。

“他对著我骂说因为我喝醉，吐得他的床铺都是，很麻烦，非常生气。”后来，两人发生性关系。据K所述，自己当下已经意识不清，许多细节也失去记忆，甚至不晓得自己后来如何回家。但他记得，自己对于愤怒的王丹“感到害怕”，也记得“他在我身上的画面跟戴保险套的画面。”

“我后来才意识到：天啊，我真的是受害者。”K说。

台湾爆发MeToo运动

今年5月底，以台湾政治幕僚为题材的Netflix影集《人选之人：造浪者》在华语世界受到关注，职场性骚扰的虚构情节意外照进现实，触发台湾迟到已久的MeToo运动。

影集台词“我们不要就这样算了”成为运动标语，从政党、传媒到艺文等各界，逾百人纷纷揭露自己的MeToo故事。台湾总统蔡英文两度致歉，并承诺性别平等改革。

“六四”前夕，曾任台北市无党籍议员林亮君助理、当时仍化名为“李援军”的台湾男子李元钧6月2日在脸书发文，公开指控王丹2014年6月6日于美国纽约法拉盛某酒店，对当年仅19岁的他“强吻”、“强暴未遂”。

据他自述，当年初入社运的他在聚会活动偶然认识了王丹及其谢姓助理。后来王丹邀约同赴美国“见见世面”，他欣然答应。在纽约酒店时，李元钧与谢姓助理本在房间里交谈，“他说他出去一下，等一下再回来，然后王丹就回来了。”两人独处不久即发生事件。

“王丹把我推到床上，持续强吻，并试图解开自己的衣裤，我当时吓到不知该作何反应，情急之下，我将王丹推开。”李元钧说道。

据他出示的对话截图，李元钧曾向谢姓助理求助表示“刚刚王丹亲我”、“我很害怕好吗”等，但对方回復“他只是玩玩而已”，指王丹只是开玩笑。李称，接下来数日，王丹仍不时对他言语性骚扰，明示暗示“希望我跟他一起睡”。

9年后，李元钧在要求王丹道歉未果后，6月7日提告王丹涉嫌“强制性交未遂”，案件已由台北地方检察署受理，进入司法调查程序。

同时，另一名毕业自台湾清华大学的校友也在社群媒体公开发文、直播，指王丹13年前曾在KTV将手伸进自己的衣服里面，抚摸腰部。

这名叫徐豪谦的男子在脸书写道：“我不敢想像这是人人追捧的学运领袖，是人人景仰的王老师会干出来的事。肆无忌惮地在我男友面前性骚扰我，到底哪来的底气？...这件事虽然没有对我造成什么严重的创伤，但我时至今日还是不能理解这个理所当然的心态是怎么来的。”

在接受DW采訪时，徐豪谦表示，自己曾是王丹学生、彼此认识多年，颇有私交，王丹不只聚餐或出游常要年轻男性作陪，且多次对人上下其手，直指王丹为“性骚扰惯犯”。

针对种种指控，王丹一概否认并称“性骚之事完全不存在”、与他的“认知和记忆有巨大的落差”、“欢迎提告，支持用法律的方式寻找事情的真相”。这些MeToo声音也令曾有类似经历的K惊觉、主动联系李元钧，并在李的建议之下向台湾清大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通报。

乘机性交？不完美受害者？

“（我）上班的时候偷偷去打（电话），说要协助调查。讲电话的时候，我第一次因为这件事情哭。”

性骚疑案爆发后，王丹长期任教的清大宣布扩大调查，主动透过Email联系所有王丹曾经的学生，并呼吁只要他任教期间遭遇疑似性骚案件，且案发当时具学生身分，即便不是清大学生也可通报。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9年来我都没事，我是不是哪里不正常？为什么其他的性侵受害者可能有很大的阴影，就我这9年来都没有事？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后来精神状况变很差。”受访时K几度哽咽哭泣，除了精神折磨，他也发现自己的手开始不自觉颤抖，接受心理谘商后，状况才渐有好转。

K向DW表示，他自认并非完美典型受害者，当时亦没有“乘机性交”的概念，因此一直试图说服自己这只是一段糟糕的约会经历。“我觉得我好像没办法原谅自己，因为是我自己去赴约，但后来很认真想，不管怎样我都是在被灌醉的状态下，已经喝茫喝醉，都吐了人家整个床单都湿了的状态下（发生关系）。”

事实上，K当年并非完全没有意识到“事情不对劲”。根据K的自述与对话纪录，2014年事发不久，K曾向当时男友倾诉自己遭王丹灌酒，且在意识不清的情况下被迫发生性关系，但未获正面回应，反而遭到质疑。后来，他曾与少数友人吐露此事时，只愿以自嘲语气带过。

“（谘商心理师说）我的反应是正常的。他说，我这9年来一直用‘这只是一个烂炮’去解释这件事情，状况会那么严重是因为，你突然发现事情不是这样。回想当时的状态，可能也是我试图要跟我当时的男友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用这种方式（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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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民国刑法》第225条，乘机性交罪指“对于男女利用其精神、身体障碍、心智缺陷或其他相类之情形，不能或不知抗拒而为性交者”。罪名若成立，加害者将被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据K自述，清大性平会已接获他提交的资料，并同步通报他当时就读的大学。由于案件涉及疑似“乘机性交”，政府社工单位也已介入。

目前，王丹在清大已无教职。DW向清大查询调查情况，该校表示，受限于性平法无法对外透露更多，但在台湾MeToo运动爆发后，不只王丹一案，清大性平会收到的整体性平通报数量确有增加。

“他养成了恶性的毛病”

除了站出来公开指控的李元钧与徐豪谦，据DW接触了解，台面之下除了K，至少还有4人曾受王丹程度不等的性骚扰，但基于隐私、身心状态等原因暂不愿公开细节。

在台媒体工作者Rath认识王丹及其助理超过10年，在美国、日本、台湾都曾协助王丹联系事务。他告诉DW，王丹长年透过“民运光环”对年轻男生性骚扰，自己曾多次目睹。

“他（王丹）有点养成了自己恶性的毛病，他觉得这个惯性是OK的，但其实不OK。”他说。

2014年，Rath在大阪居住工作，王丹及其谢姓助理带著毕业不久、初入社会的Z一起前往日本。当时王丹住在酒店，谢姓助理则借宿他家。“其实（我家）很多space（空间）他们都可以住，我有跟他们说很欢迎他们住，他们是从台北飞来，然后谢姓助理就故意让Z跟王丹睡同一个（酒店）房间。”

据Rath所述，Z当时与王丹并不熟识，谢姓助理安排两人过夜令他诧异。隔日，Z向Rath表示，同宿当晚王丹试图对他性骚扰、发出性邀约，遭他拒绝。“王丹不敢真的去强暴他，但隔天他觉得不舒服 ，就叫谢姓助理换房间。”

根据DW检视的对话截图，谢姓助理事发后曾为此向Z致歉。“他很明确知道是性骚扰，但他觉得没有到强暴，所以他就饶过他（王丹）。”Rath说。

Rath还透露，另一名共同友人X也曾多次被性骚扰。在共同的酒局餐聚上，他多次见到王丹出手触摸坐在一旁的X的大腿，遭X委婉拒绝。

“我看到的，起码有3次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去吃饭3次，每一次都会重演”。Rath指，王丹甚至曾一度“摸到他（X）的private parts（私处）”。

Rath表示，男同志因性文化，身体边界常暧昧而难以界定，但“重点是你要对方同意，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对方不同意。”他指，王丹是有权威与名声的人物，遭到上下其手的多是敬重他的年轻学生或社会新人，甚至有人为了“不伤害民运”选择“就这样算了”。

“他尊敬他，当然就不敢去反抗，但你问他们心甘情愿吗？并不是。我问Z也是，我问X也是，他们也不觉得舒服。如果能选择，他们也不要老师这样对他们。”Rath说。

从台湾到美日，从酒桌到沙龙

从台湾带著年轻男性出国作伴、透过谢姓助理安排同住，其后发生性骚疑云；酒局饭局常要年轻男性在旁作陪，对其上下其手——Rath指称的两宗事件，都与李元钧及徐豪谦所述情节高度类似。

另有多个不同的消息来源亦向DW表示，王丹对学生十分慷慨，课余之外相约喝酒吃饭或到过夜出游都不吝买单，但有些行为似是踩在模糊边界。

“大家一起坐，然后老师会留一个‘主位’给他喜欢的男生... 我没办法辨认那是老师基于对同学的爱护、特别照顾某个同学，还是基于其他的、可能对他有意思？我（当时）没有做这样的联想，但确实有这些事。 ”

方浩（化名）曾是王丹学生，也与谢姓助理交好。他观察指，许多学生视王丹为民运前辈与老师，“他下手的那些人应该都是类似的情况，一个是够年轻、社会经验确实没那么足够，... 对自己的整个自我探索，怎么喜欢、爱或情感都还没到一个很成熟的状态。”

他也指，王丹碍于名人身份“不方便透过他自己”，有时谢姓助理就会扮演“像是仲介”的角色——“老师想请你吃饭”、“老师有事找你聊聊”，这些说法他时常从谢姓助理口中听到。

“那些邀约是真的，我身边的朋友也是被邀约过，但是当时没有被老师做过多的肢体接触。我相信这种邀约应该不是一个个案，而是非常多人的共同类似的经验，有些可能就是后来的受害者。”

曾是王丹学生的清大校友吴柏澍也告诉DW，王丹在清大任教时确实常找感兴趣的学生聊聊，两种类型的学生尤其受到“青睐”：一种是“以政治为未来的工作志向的同学”，一种是比较“内敛型”的同学。他观察指，前者是王丹建立政治影响力的一种方式，对于推动民主化确有正面作用；不过后者不太一样，“比较亲密”。

“有这样的特质（内敛型）的人，或是说本身就带著一点阴柔气质的同学，聚会也好，或是有些时候在学校、在人社院也好，就会看到老师有请他们过去聊一聊。”吴柏澍称：“老师会去想要跟他们聊聊天，那聊天就又跟我刚刚说课堂上，说是想要去找可能政治兴趣相投的，或是说有政治理想抱负的同学的那种谈话模式不一样。”

民运光环？无权势者？

这些受到王丹“青睐”的指控者多是年轻大学生或社会新人，对公共议题、“民运光环”怀抱憧憬。熟悉王丹的方浩告诉DW，王丹致力多年的沙龙活动是另一个有疑虑的“物色”场合。

王丹长年在台湾多所知名大学举办“中国沙龙”活动，是两岸学生自由议论时政的对话平台，颇受欢迎，也被认为是许多台湾学生认识中国议题的启蒙敲门砖。曾多次参加“中国沙龙”的方浩指，王丹透过该活动与其他讲座接触到更多年轻学生，“或多或少有一些同学视老师为偶像，然后他就开始再慢慢编织这个网络”。

接触、建立关系、“从这些目标里头找一些老师觉得不错的人，去做私下的晤谈，或是把他私约出来。这些同学大部分也不会拒绝。”方浩说：“这些会来找老师的人，通常对老师不一定是崇拜，可能是欣赏，或者说，觉得一个历史课本人物走到镜头前跟你见面的那种心理建设。”

现年54岁的王丹是中国六四学运领袖，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他遭中国通缉，陆续被以多项罪名逮补、判刑，坐牢多年，直到千禧年前后流亡美国。近年，王丹常居台湾，并于当地多所知名大学任教，包含政治大学、清华大学等。

王丹积极批判中共政权、推动民主运动，是中国海外民运圈的标志性人物之一。同时，他也曾活跃于台湾政治与社会活动，2014年台湾太阳花学运时，曾到场声援学生。

在遭到MeToo指控之后，王丹首先发文暗指，李元钧的指控时机显示背后可能有政治操作。他写道：“特意选择‘六四’这个时间点，以及他特别强调的，希望政治圈人士对我如何如何，这样的表述，其实已经说明了问题”。

这番回应也在中国海外民运圈引发争议。曾在“白纸运动”扮演重要角色的《公民日报》发声明表示对性暴力零容忍，对王丹的回应深表不满；原本互有合作的纽约“六四纪念馆”与纽约“民主沙龙”也因王丹事件产生严重意见分歧。部分中国海外民运的年轻世代认为，“王丹不能代表六四”。

其后，王丹称自己支持MeToo运动，强调他并非权势者。王丹发文反问：“被捕，流亡，几十年不能回家，母亲去世都不能送葬，没有美国政府的基金支持，没有自己的报纸和电台，苦苦支撑三十多年，在美国都要受到中共威胁。大部分海外华人都不敢接近我们。我既非公职，又没有巨大财富。海外民运就那么几百人。充其量推特网友多一些，还远远不如那些大V。 我是‘权势者’？ ！怎么定义的？！我的‘权势’在哪里？”

另一种声音

王丹陷入MeToo争议，在DW接触的受访者中亦有人指，他所认识的王丹与主流批评不同。王丹来台初期的邱姓前助理告诉DW，王丹带学生出去玩确实“都是花大钱”，有时确实会“吃人家豆腐一下”，“但是就我们的认识，真的是太超过也不至于”。

邱姓前助理称，至少在他担任助理期间，“如果你不喜欢，你给他推开，其实他（王丹）也是蛮识相的。”当时他与几个同王丹亲近的学生“都是很敢冲撞的那种”，“不知道会不会跟这种性格也有关系，你知道他们真的是也跟我比较一样，会觉得‘不要就是不要’。”

自述曾在大学期间受王丹追求的陈星翰则称，王丹对他表达好感的方式“算是得体”——会明白表达欲望，“但是我是随时可以拒绝都没有关系的，我想要回应他多少的好感、回应他多少的热情，我自己觉得是蛮取决在我自己这边。”

陈星翰告诉DW，他支持MeToo运动，亦理解性骚扰事件很难要求证据，不会质疑指控者的主观感受，但男人跟男人之间的界线，“什么叫做试探？什么叫做骚扰？我也会一直想这件事情。”

王丹：我无意对外发言

王丹遭指控至今逾一个月，在李元钧事件进入司法调查程序后态度愈趋低调。最新一次针对事件发言是在7月中旬，他在社群媒体发布声明写道，连日来自己遭受许多可疑账号攻击谩骂，“有某种力量，借助me too运动的浪潮以及针对我的指控，有组织有策划地对我进行网络攻击”，高度怀疑“是来自北京方面的操作”。

王丹指，他已经收集到足够的证据，并向美国司法部和FBI报案处理。针对他个人的指控，因已进入司法程序，不便公开对外发言，一切尊重司法裁决。他强调，“对于这些网络霸凌，希望外界提高警惕，不要受到这种认知作战的影响。”

事实上，媒体人Rath向DW透露，王丹在遭到MeToo指控后自美国返台，曾与他碰面。当时王丹直言“对台湾挺失望的”，亦曾对他开玩笑说道：“你看现在看我我也不舒服，我就可以告你。现在都变成这样了，随时可以不舒服就直接告别人”，表达对MeToo指控的不满。

针对一连串的性骚扰、性侵害指控，DW多次联系王丹，他皆回復“事情已进入司法程序，我无意对外发言”，坚拒受访；DW亦多次联系谢姓助理，请他就个人在诸多性骚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做出回应，他亦不愿受访。

▌接续阅读下篇：〈MeToo的代价：王丹事件折射的同志困境〉

（本文与DW台北办公室主任邹宗翰、德籍驻台自由记者戴达卫 David Demes、台湾联合在线《鸣人堂》特约编辑林冠瑜（林宜兰）共同调查、采訪；与台湾联合在线《转角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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