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下午，一辆大型交通车停在波恩警察总局门前，身着军绿制服全副武装的警察从车里带出来一个个中国人。每个人都严严实实地戴着防护口罩。

这批中国人是在波恩附近的科尼西温特城被发现的，他们身份不明、语言不通，脚上的旅游鞋虽然款式不尽相同，但成色却是整整齐齐的簇新。这群人从哪儿来？来德国干什么？警方无从知晓。出于对萨斯疫病的担心，他们并没有轻车熟路地直接讯问，而是首先请来卫生局的工作人员，直到近两个小时的身体检查后，警方才确信，没有传染的危险。

也许因为没见过这种阵势，有人开始紧张地哭泣。调查工作进行得并不轻松。一位青年女子，年方二十，可是面呈菜色，眼角爬满愁苦的皱纹。当警方传唤的时候，她半晌低着头，紧紧蜷缩在墙角，不愿回应。直到警官解释清楚，只想简单了解情况，她才缓缓起身。当问及家庭情况的时候，始终沉默不言的她低声回答：“洪水来的时候，带走了家里一切。“ 她说有过一个小孩，接着，是哽咽、抽泣、直至无法克制地辛酸痛哭。哭声长久不息，其惨痛让旁观者无法不动容。询问已不可能进行下去。家乡的苦难如此深重，所以让人无法再生活下去吗？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他们不辞艰辛来到德国呢？

一位面无表情的青年男子，对于所有提问一概是冷冷摇头，摆明了不愿合作的态度。直到最后，他才红了眼睛说：“我本来就父母双亡，一无所有。为了出来，我找黑社会借了一大笔钱。如果遣送我回国，就只有死路一条。“

另一个女孩瘦骨嶙峋，从开始就全身瑟瑟发抖，眼神四处游弋。她说得出来的最清楚的话是：“你们能帮帮忙，让我申请难民吗？我只想留在德国。”这也是所有被访者最为口径一致的问题。

经过初步调查得知，这批偷渡者多来自中国安徽。经过了四个月的长途跋涉，他们于5月12日抵达德国。一路上，他们有时挤坐在颠簸的大货车里，有时被投进罐头盒子一样黑漆漆的集装箱里，中途也曾数次在不知名的地方停留，落脚点通常是狭窄又不见天日的地下室里。几十个人坐在里面，不许活动也没有空间可活动，如果出声讲话，不论男女都可能遭到棒打。一天的食物就是白开水加一片面包，大小便用瓶子或者塑料袋解决。

为了这样的异乡之旅，他们支付了巨额的费用，在家乡欠下了大量的债务。他们并非富有的人，不少人本来就已经家徒四壁。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出如何才能够申请到难民身份的问题，希望能够留下来做苦工，还表示如果被遣返回家则没有退路。他们不知道，近来欧洲各国接收难民的政策日益严格，很多人的难民身份多年悬而未决；他们更不曾听说过其他偷渡客终年卖苦力的真实经历。他们只知道，欧洲国家是一片发达的乐土，遍地是黄金。

(吴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