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去年一年你们都在举办"磁石中国"系列讨论会。您还记得，一共举办了多少场讨论会吗？

鲍尔森：一共10场。这都是科尔伯基金会同博施基金会（Robert Bosch Stiftung）和贝塔斯曼基金会(Bertelsmann Stiftung)一同组织的。

德国之声：举办这个系列讨论会预期达到怎样的目的？

鲍尔森：3个私人基金会联合起来举办这个系列，希望借"2012中国文化年"的契机，寻求同中国进行对话，让讨论议题尽量广泛，并将它们介绍给全德国感兴趣的听众与观众。

德国之声：回顾这一年的活动，您能做出怎样的总结？

鲍尔森：反响很大，这一点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得到的反馈非常积极。10场分别在柏林、汉堡、海德堡、法兰克福、波恩和杜塞尔多夫等城市举办的讨论会办下来，我们直接的观众就达到近2500人。我可以描绘科尔伯基金会主办的我所亲临的讨论会 ，特别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观众对中国了解的程度以及愿意进行探讨的态度。对于我们而言，重要的是不仅在台上讨论，同时也至少拿出20至30分钟同到场的观众进行讨论，而这部分实际上是讨论中最精彩的。

德国之声：那就是说，你们开展的是纳入观众的互动式讨论？

鲍尔森：对。我们科尔伯基金会的一个宗旨是，不是评说对方，而是相互探讨。我们认为，让观众得到参与的机会就属于这一范畴。它同时也包括，我们在这里不是对中国评头品足，而是同中国知识分子、经济界人士等探讨中国。这也是我们这一系列中最艰辛的一个方面，因为我们试图每场讨论会都至少有一名来自中国的报告者。

德国之声：如果讨论中国，那么对德国观众而言，最让他们感兴趣的是哪些议题？

鲍尔森：总体而言，人们对中国怀有巨大的兴趣。它涉及所有议题，从经济、外交、环境到人权，人权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议题，民众的自由权利，还有政治高层换届。还有一个议题，那也是一场最精彩的讨论会之一，即数字革命，人们提出的问题是，社交网站将会带来怎样的社会变革。

德国之声：身在德国同中国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这是可能的吗？

鲍尔森：我们当然进行了面对面的辩论。

德国之声：您可以举出一个例子吗？

鲍尔森：我还记得一个我亲自主持的一场讨论会，讨论的一方是欧盟议会议员比提科夫（Reinhard Buetikofer），另一方是上海同济大学教授王义桅。他们二人就中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了激烈辩论。另一场讨论是在德国绿党联邦议员冯·克拉蒙（Viola von Cramon）与中国经济学者崔之元之间进行，他们的议题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中国的稳定。这些都是辩论。我们要的不是从欧洲和中国分别请来两个讨论人，让上他们上台表述一致的观点。对此我们非常重视。

德国之声：但以上辩论好像都不包括反对派人士，那些直面同执政者抗争并要求结束一党统治的人。为什么呢？

鲍尔森：首先我想说，我们这个"磁石中国"系列讨论会一开始就明确作出决定，不同中国的官方部门进行正式合作，我们这三家基金会本身就是独立的私人基金会。对我们重要的是，独立自主地进行会议策划，让中国国内各种不同的观点都能得到清楚的展现。我们没能邀请到所有我们想邀请的人，不是所有收到邀请的人都接受了邀请。

德国之声：哪些人没有接受你们的邀请？

鲍尔森：我现在一下子说不出他们的姓名。邀请中方演讲人是这个系列活动中最大的难点之一，不论他们出自那个阵营，想说服他们到德国来参加一场一个半小时的讨论会，都非常之难。

德国之声：对您个人来说，印象最深刻的是哪场讨论会？

鲍尔森：是那场同《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主编袁莉的讨论。袁莉谈到微博等社交网站等议题，以及记者在中国遇到的限制、检查等问题。但尽管如此，她还是表达了她真心的对中国发展的基本乐观态度。我对这一点印象尤为深刻。

德国之声：人们会"乐观"地思考中国的未来吗？中国有着堆积如山的问题，如贫富之间的斗争、新闻缺乏自由等等。您会以怎样的眼光思考中国呢？

鲍尔森：我想，除了同中国展开对话，别无其他选择，因为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中国至关重要。当今几乎没有一个全球性问题可以不要中国的参与得以解决，比如我们的金融体系，或者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因此，必须同中国对话，而且是在广泛的基础上，同更多有影响的人物。要尽可能讨论所有议题，简单的要谈，复杂的也要谈。

德国之声：本系列缺乏某些议题吗？假如您有机会，您会添上什么议题呢？

一定要让我说出哪些议题没有讨论到，也是强人所难的事情。中国如此之大，用10场讨论会当然不能涵盖所有的议题，它的广大和复杂，都是不可能以10场讨论会可以应付的。但如果再举办类似的活动，我们会更为关注年轻一代，邀请他们的代表同我们一道进行讨论。

采访记者：李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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