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想象一下如下的场面：你打算报化学系。你的母亲暗想：化学不怎么样，会让我的孩子接触太多的毒素。数学要好得多，对身体和心灵都没有风险。于是她擅自修改了你的志愿。但你有一天接到某大学数学系的录取通知书时，你会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假如你是德国人，你会怎么反应？和妈妈断绝关系？与她对簿公堂？即使你出于感恩之情而不动用这些极端手段，家里的一场也是在所难免的。你们母子或母女的关系也许会产生不可弥合的裂痕。

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在那里，18岁不被理所当然视为成年，比如他们不能自己给自己开病假条。一般中国人也不认为18岁的孩子有能力做出影响一生的成熟决定。从孩子的角度说，姜还是老的辣。父母不仅富于经验，而且充满智慧。他们的任何考虑都是为孩子着想。因此，中国年轻人在选择今后职业方向的时候希望父母替他们出主意。况且中国的年轻人一般只有一次选择机会。他们不能先开始学医，到第二学期发现一见血就休克的时候，再改学法律。

我们当中有多少卡夫卡？

要求18岁的年轻人做出成熟的专业选择，这实在有点儿强人所难。选择错误可能给当事人带来巨大的痛苦。卡夫卡就是一个警世的例子：保险公司的工作如同地狱。当然卡夫卡的例子也说明，不幸可能是创造力的巨大源泉，不过，这应当不是父母乐见的状态。

于是在选择专业的问题上，年轻人和父母一起讨论、决定，在德国是经常，在中国是惯例。对于共同做出的决定，中国父母也不会轻易擅自修改，不过有时候最闪光的决定是在最后一刻做出的。比如我的一位中国朋友：他在高中毕业填志愿的时候已经写了"英美文学"，最后一个把表格拿在手里的母亲心想：儿子在大学期间将主要与已经谢世的诗人和作家打交道。为什么不选择一个和活人有关的专业呢？于是她划掉了"英美文学"，改为"教外国人学汉语"。

我的朋友很听话地学了这门专业。后来，他对母亲的自作主张感激不尽，因为他用大学里学到的知识教授了一批德国的高管，其中包括赏识并提携他的伯乐。

吃死人饭

我的妈妈并不认识那位母亲，不过她们英雄所见略同。妈妈试图用同样的理由劝说我不要读德国文学。"歌德、海涅、席勒早就死了。你真要一辈子靠他们生活吗？况且你永远不可能比研究德国文学的德国人更出色。"她的最后一句话不无道理。

不过在外语学校苦读五年德语，我已经急不可耐地想读"浮士德"的原文，想读更多的海涅的诗。那位将凯斯特纳磁带借给我的爸爸的同时也教给了我第一首海涅的爱情诗 - "春天的信息"，那么清新、温柔而含蓄。我立刻就把它背了下来。况且我将不光与这些生活在一、两百年前的文学家打交道，还有健在的作家，比如君特-格拉斯、阿娜-希格斯等等。等他们有新的作品问世，我可以像德国的日耳曼学者一样对其加以分析。

命运在招手

爸爸一言不发。他能说什么？说他也对死去的诗人情有独钟？多少次他在我面前用俄语朗诵普希金的诗句。他在北大俄语系的收获派不上用场是国际政治的框架条件造成。我想，爸爸心里十分矛盾。一方面他理解我对文学专业的渴望，另一方面认为妈妈的建议符合理性。她希望我包括经贸大学。改革开放几年之后，高中毕业生对该大学趋之若鹜。

一场家庭矛盾似乎正在酝酿成熟。不过，它还没有真正爆发就迎刃而解了。原来，爸爸经过调查之后宣布，经贸大学每四年招一次德语作为外语的考生。很遗憾，我没有赶上那一年。

"这是命"，我朝妈妈挤了挤眼睛。我开始一心一意期待结识死去和活着的德语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