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1987年一个夏日的早晨，我站在广州一酒店门口，向大巴上的德国旅游团挥手告别。团里那个一路让我操心的大男孩儿透过车窗盯着我，任凭泪珠滚落。头天晚上他请我去舞厅，我没答应。说心里话，在警察局陪了他一天，晚上我没有兴趣再见到他了。不过现在看到他的眼泪，我仍然有些感动。对团里其他朝夕相处20天的德国人，我就更是依依不舍。

用德语思维和做梦

这三个星期不停地讲德语，渐渐地，开口之前脑子里从中文到德文的翻译过程消失了。讲话的时候不再是搜肠刮肚地寻找恰当的词汇，那些德语单词好像已经在嘴边排好了队，我一张嘴，它们就自己往外冒。这意味着，我向以德语为母语的人大大靠近了一步。

回到父母家，我疲惫地在沙发上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妈妈摇着我的手臂说："你刚刚叽里咕噜说梦话，我一个字都没懂。"我禁不住笑了：生平第一次用德语做了一场梦！

我想把这一飞跃带入随后研究生阶段的学习。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不急于离开象牙塔。毕竟歌德和海涅对我的吸引力远远大于机床。

海涅研讨会：一项真正的挑战

研究生的第一个学期果然成为海涅的学期。我的导师张玉书为纪念海涅冥诞190周年举办了一个国际研讨会。世界各地的日耳曼学者接受他的邀请来到北大。我除了负责接待以外，还得到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只要张玉书教授上台，我就要跟在后面，之后站到他旁边，他说中文，我就翻译成德语，反之亦然。

每天晚上筋疲力尽地一头栽倒到床上，我有时想：为什么我的导师不能再等十年，等海涅冥诞200周年的时候再举办国际研讨会，那时我的德语或许也会像张教授的德语那样考究而优雅。对了，他的德语功夫据自己说是文革期间在牛棚里练就的。

不过，研讨会这样的锻炼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刺激出大量肾上腺素，加速血液流通，提高反应能力。一次会议休息时，一位德高望重的中国德语界前辈拍着我的肩膀说："你将成为中国最优秀的德国文学专家之一。"

失落和无奈

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位前辈的预言不会成真。海涅研讨会结束之后，研究生学业重回常态。这意味着：老师讲课，我们听课，很少讲德语的机会。在结识了几十个真实存在的德国人后，我不想再面壁练习口语。旅游团患难与共的德国男孩子给我写来几十页的情书。破译他的笔迹虽然也要花费一些功夫，但这也替代不了口语。

我当时唯一的德语对话伙伴是奥托-沃尔夫公司的瑞先生。他曾经在一个博览会上给我上了一个工业机械速成班。读研期间，我时不时去奥托-沃尔夫驻京办事处坐一坐，和瑞先生及其同事聊聊天。我谈到我的无奈，感觉德语在原地踏步。我感到自己像是一名眼看快到终点却不能冲刺的运动员。"那你为什么不去德国呢？"瑞先生很认真地问，好像这是天底下最自然而然的事情。

回到宿舍我还在想着瑞先生的那句话。不行，我不能现在去德国，因为这意味着我将主动放弃一位知名德国文学专家得意门生的地位，放弃经过严格考试打拼来的中国精英大学的研究生位置。别人会认为我发疯了。我看着张贴门上的海涅"罗蕾莱"诗句（海涅研讨会的纪念）发呆："不知道什么缘故，我是这样的悲伤。"我并没有悲伤，但是很躁动和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