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没有德国人相信我不会骑自行车。在表示难以置信的同时，他们和我的眼前都会浮现有关中国的纪录片中成百上千人蹬踏两轮车、人头攒动的画面。当年，妈妈怕我在这样壮观的方阵中掉队，或是与并行的汽车摩擦，干脆不让我学骑车。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导师张玉书交给他膝下另一位研究生一项光荣任务：教张丹红骑车。我的同学尽心尽责，在五四操场上陪着我一圈一圈儿地练车。跑到他快休克的时候，我终于学会了上车、下车和骑车。将新学的本领运用到实践，我便成了校园的一景儿：一见行人，我便紧张；一紧张便拐把；越想避开他们，自行车越不由自主地接近他们。与其涉嫌故意伤人，不如及时跳车。试了几次，对我和无辜行人的神经都是太大的刺激，于是我最终选择了走路。这样可以锻炼身体 - 我自我安慰。

到了德国以后，为了忘掉这一段耻辱的历史，我决定一步到位 - 考驾照。一位在中国公司的朋友推荐给我一位驾校老师。他为中国人开特价，1200马克，直到驾照到手。当时正常智商者的驾照预算大约为1500马克。先上理论课，死记硬背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很快我便以满分的成绩通过了考试。

理论与实践的差距

上路之后一切顺利，直到我发现方向盘是老师在把握，而他的脚下也有煞车装置。老师五十来岁。不笑，面目可憎；一笑，露出两排焦黄的牙齿；向我发指令的时候，一股刺鼻的口臭。退避三尺不现实，屏住呼吸又容易导致大脑缺氧。后来再去上课之前，我都对自己说："你是去学车，不是挑选丈夫。换驾校也许会超越你的支付能力。"这样的自我鞭策还是管点儿用。我不看老师，而是全神贯注于路况。这样，我的领悟能力虽然不高，但还是有明显的进步。

一次老师让我把车停在一个居民区的停车场。"我家就在这儿，咱们上去喝杯咖啡吧"，老师建议。我脑子里警报大响 - 他不会居心叵测吧。到了他家，看到他的妻子，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又回到车里，老师诡秘地问我："我的老婆和她煮的咖啡，哪个更令人难以接受？""您真幽默"，我违心地说。"我这辈子还没有和中国女人接过吻呢"，说着他把手放在我紧握换档器的手上。我假装没听见："我什么时候可以上高速公路？"

"现在。"

终于有一天，老师说可以路考了。虽然我心里完全没有把握，但老师这样建议一定有他的道理。考试那一天，老师坐在我旁边，主考官在后座上。没开几分钟，老师让我上主道。一辆大卡车从主道上开过来，老师替我煞了车。他一脸严肃地说："如果我也坐在后面，我们现在就被压扁了。"一抬头，指示牌上是大大的四个字母："Stop"。这是个大错误，考试就此结束。老师拍拍我的肩膀："没关系，第一次考试通不过的大有人在。"

女人与倒车

89年秋天，我回北京度假一个多月。再坐到方向盘后面，明显感到业务生疏。没关系，反正课时再多，价钱不变。下一个回合，下一次考试。这一次感觉不错，市区、高速，一路顺畅。最后一项是倒停车。头向右转，斜倒车，目测角度，反打方向盘，第二次成功；左倒车时，我的大脑完全失灵。三次失败之后，驾照也告吹。我表示不满："以后开车的时候，见到左倒车的停车位，我视而不见不就完了吗？"

在德国，如果路考第三次通不过，就要做一个"傻子测试"，这样沉重的打击我无法接受。所以第三次考试的时候，我把它当作高考，准备充分，聚精会神，背水一战，终于大获全胜。捧着那来之不易的驾照，我感到对不起在我之后去那家驾校的同胞。因为我肯定老师会取消对中国人的优惠。

今天，不会骑车的耻辱已成历史尘埃。（为女儿们充当）司机也早已成为我的第二职业。唯一我从未尝试的是：左倒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