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上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不久，冷气尚存。特别是处于冷战前沿的德国，阵营式思维仍然存在。我牧师男友的邻居 - 一位和蔼可亲的少校 - 就曾怀疑我是中共间谍。后来，他成了我们的证婚人。

当我听到上校的怀疑，感到受了侮辱，不是因为怀疑本身，而是其中暗藏的对我智商的怀疑。假如我真是带着使命来德国，那么我怎么也要勾搭一位将军，至少是上校，因为从牧师那里能得到什么有价值的情报呢？不过看来我错了，原来部队给他定的安全级别为三级。当他的上级得到我们将要结婚的消息时，马上将他的安全级别降至零。我实在想不到我这个无足轻重的中国人竟受到如此重视，顿时受宠若惊。

我的男友对上级的决定也泰然处之。不过我们的婚姻仍然面临一大障碍：在德国，新教牧师可以娶天主教徒甚至穆斯林，但不得与无信仰者结合。尽管与天主教神甫相比，新教牧师的处境要好得多：他们可以和女友堂而皇之地结婚，而不必称之为管家。不过具体到我们的情况，我必须做出一个重大决定：扯证儿之前接受入教洗礼。当果真站到杜塞一座教堂的台上、面对一排排官兵的时候，我有点儿心虚了：这不是在欺骗上帝吗？我随之自慰：既然你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也就不存在欺骗的问题。

上帝在暗中保佑我们？

不过婚后我似乎冥冥中感到上帝的存在。这特别与丈夫的开车风格有关。手握方向盘的他与平素斯文的牧师判若两人。多少次在盘旋的山路上，我干脆屏住呼吸，双眼紧闭；他则单手"掌舵"，另一只手轻抚我的腿："别怕，我开车带着上帝的信任。"

教堂婚礼前夕我正担心开销透支的时候，我们账户上突然多了五千马克。我们怀疑是重名重姓，银行搞错了。银行职员却矢口否认。"这看来是上帝的礼物了"，我小声嘀咕着，并马上为自己的言论感到吃惊。

当父母问他们的女婿是什么职业的时候，我随口说："军队里的政委。"这听起来不错，父母很满意。仔细想想还真有可比性。政委的任务是让士兵党员坚持党性，而牧师则是让士兵中的教徒坚定其信仰。他为士兵主持婚礼，给他们的新生儿洗礼，在军营的教堂布道。我最喜欢的活动是"家庭静思"。每年我们要和官兵及其家属共度几个周末，地点都是些世外桃源的村镇。不过我觉得加什么标题都行 - 饕餮周末或是荤笑话大赛，只是和静思不沾边。我和官兵们打成一片，学会了德国式打牌，酒量也直线上升。

士兵的烦恼

当然，牧师的工作不仅仅是和官兵一起享乐，他还要为信众排忧解难。开始的时候，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大多是年轻的士兵来找"政委"倾诉。后来我读了一本讲欧洲男性历史的书，似乎找到了答案。原来，老派男人仍然遵循所谓霸权男性的模式。据此，男儿有泪不轻弹，打掉了牙齿往肚子里咽。上世纪68年学运之后，多样化男性取代了霸权男性。今天的男人可以畅快淋漓地暴露自己的弱点。我记得有一位士兵因为必须早起而陷入抑郁。我很想给他开个处方：去中国的兵营体验一个月。

我在德国教会和部队的体验持续了两年。之后，我先退出了教会。这不是因为一位中国同事和我算了一笔帐：每月80马克教会税相当于每月损失一双漂亮的鞋，而是因为我逐渐接受不了自己扮演的角色--牧师太太。我来德国是为了享受自由生活，不是为了扮演角色，更不想做牧师太太。牧师太太不信上帝？这样的话我能向谁倾诉？

退出教会为退出婚姻拉开了序幕。不过我很珍惜那段时间。在那两年里，我和众多官兵展开了思想交流。很多人因为我开始对中国感兴趣。我想，假如我从中国带来了使命，那么这应当是一项增进民族间理解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