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您能不能解释一下如何运用南非模式解决"六四"问题？

戴晴："六四"已经过去20年了，两边一直坚持自己的说法。政府这边从"动乱"到"暴乱"再到"事件"，现在是什么都不提。另外一方，无论是受害者还是跑到海外的学生领袖坚持要求平反。所谓平反或者说完全平反，意思就是说，"你们镇压错了，我们被镇压了，我们是完全对的"。我自己其实也是"六四"冤案的受害者。"六四"之后我坐了10个月的牢，之后什么都失去了，我没有工作、收入、保险、退休金，什么都没有，也不能在自己的国家发表作品。可是我觉得所谓的完全平反并不能让整个社会和解。现在看起来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像南非当年图图大主教通过"真相、正义、和解"的模式解决种族隔离的问题。必须要把真相调查清楚，基本上正义得到双方的认定，然后才能得到和解。我觉得，按照前19年的模式中国没有希望和解，再说和谐也都是白说。

德国之声：您曾对一些媒体说过，您不是很赞同"平反"这样的说法。

戴晴：对，我不同意说"平反"。30年前，中国开始执行改革开放政策时有两件重大事情。一个是思想解放运动，真理标准的讨论；另一个就是胡耀邦主持的给右派分子平反，给文革的受害者平反。那么，平反意味着双方不平等的关系，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什么事该平反，什么事不该平反；谁给谁平反；平反的标准是什么；平反之后怎样得到社会承认和补偿，在这些问题上受害者一方没有任何权力。就像现在信访站门口的那些人，受到冤屈只能恳请中央为他们平反。但是没有用。"平反"不是现代社会的用词，不是法治国家的概念。我们应该依法一个案件一个案件地调查，得出真相，然后寻求正义，最后才有和解。

德国之声：您觉得现在具备实现"六四"和解的前提吗？

戴晴：完全不具备。比如说，最基本的真相都没有弄清楚。89年上面发布戒严令之后为什么没有人执行，还是谁想上街就上街？那时候大游行简直像节日一样。到了6月，解放军的野战军调到北京周围，使用的是狙击手才用的子弹。这样的武器怎么能用在人群里呢？谁下的命令，军队是怎么调动的，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武器，到现在没有最基本的调查。同样的，当时香港、世界各地捐了很多钱，上千万捐款到了北京。六四学生领袖是不是说了，为什么说，有什么权利说"我们期待的就是广场上血流成河"。血流成河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要这样期待？他们是怎样得到钱，策划好逃跑路线，最后跑到国外去的。这些都不清楚。可是现在这两方面连提都不许提。现在又怎么能具备了实现"真相、正义、和解"的条件呢？但是条件不存在不意味着我们不能说。我们应该开始把能够在中国慢慢实现的模式、原理让大家了解，慢慢地诉诸法律，慢慢地被更多的人接受，才可能有这样一天。

德国之声：您现在怎样评价当年的"六四"民主运动？

戴晴：我特别不同意后来海外很多人将它评价为"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甚至有人说整个共产主义阵营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变色都是受到"六四"民主运动的影响。这是完全不对的。这就不能算是一场民主运动。民主运动有很多基本条件。20年前发生在北京街头和天安门广场的事情不具备这些基本条件，差得太远了。那不过是一些纯洁的学生觉得社会有不正义走上街头呼喊一声，接着一些人成为了运动领袖，最后实际上是党内的斗争社会化了。利用了学生和民众，肃清党内异己，也就是导致赵紫阳下台。这离民主运动差太远了。更不要说欧洲民主传统的根底就要比中国深厚。欧洲70年代80年代以来，捷克、波兰、匈牙利做了很多事。这些中国都没有做好。所以我完全不同意这种说法。

采访：洪沙 责编： 乐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