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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晴谈法兰克福申恩博物馆展出“收租院”雕塑

2009年11月7日

中国独立作家戴晴全程参加了法兰克福书展。不久前,本台记者和戴晴就中国的新闻审查制度,以及中方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展出的"收租院"雕塑等话题展开讨论。

戴晴和贝岭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图像来源: Picture-alliance/dpa

德国之声:戴晴女士,在这次闭幕会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新闻出版署的一个对外交流官员非常明确地说"中国没有新闻出版审查制度"。您对中国官员这样的表态怎么看呢?

戴晴:我真是佩服他的胆量。他就敢在公众面前,敢在国际社会面前公开撒谎。而且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胆子,他知道,他撒了谎回去以后升官发财享受,一点都不受影响。而他要是真的说了真话,真敢和-比如像我这样的,受到了中国出版审查制度受害,一受害就是20年,而且把我1989年前十年的作品也全部都禁掉的-这样的中国公民和中国作家(一样说真话),他要是敢说真话,说不定他的官就丢了。所以我觉得他是为了他的享乐,为了他的官职,他已经到了不怕丢掉自己为人的尊严这样的地步了。

德国之声:其实在中国早些年代长大并受到教育的孩子,都很了解收租院的故事,这个故事据我所知,其实在中国国内已经在很多年前就开始有争议。包括我知道有个四川的作家叫做笑蜀,还曾经写了一篇长文还是一本书,叫做《收租院的真相》(《刘文采真相》)。现在基本上,大家得到的印象就是,这个故事本身是在当时那个政治宣传的氛围下出现的。那么中国政府现在又把这个在国内本身就十分具有争议的,并且带有非常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故事拿到书展上,拿到一个文化交流的场合来向国外展览,您觉得他们的意图是什么呢?

戴晴:我觉得,自从我对法兰克福申恩博物馆有了稍微多一点的了解以后,我觉得这简直是一个大笑话。为什么说是大笑话呢?因为两三年前,德国有个叫做艺术档案的机构,一直都希望能够在德国展出"收租院"泥塑。到这次,他们终于用了法兰克福书展的机会,把"收租院"请到德国来了。但是,我觉得起码是中国大使馆有点失职,他们为什么没有向中方说清楚,这个申恩博物馆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博物馆。因为申恩博物馆和别的博物馆不一样,它最大的特色就叫"搞怪",就是让你觉得荒谬。所以这在申恩博物馆展出,有一种"你看,这就是革命,这就是洗脑",有这个意思在里面。这是一方面,第二,我猜测,就算大使馆有比较聪明的人跟他们讲了,但是中方这帮贪官污吏,他们要把软实力向全世界显示,已经到了利令智昏的地步。他们觉得,终于有这么一个机会,让老外来看我们的装置艺术比你们早了多少年,显示我们文化博大精深的机会。他们利令智昏,结果就送来了。我觉得,既然你们稀里糊涂的把这个送到这儿来了,而且官方的宣传都是正面的,说艺术上多么成功。那么如果历史上发生过什么事,让它淡忘吧,让它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吧。如果你要这样说,而且把它作为你看我们中国艺术多么博大,老外都感动的一塌糊涂。那么我就要说说了,也就是说,用马健的话来说,他说,既然当局花了这么多钱把一个大谎话运到这儿来了,如果我们不把它揭穿,是我们失职。接着,我回中国回北京,我告诉他们,你们知不知道,那个泥塑在法兰克福,所有人的反应都是,他们怎么敢这么干,他们是不是还相信,是不是谎言重复一百遍就成了真理?所以我觉得我有一种责任,代表我的朋友有一种责任,就是把这个艺术上的荒诞这个流派先放到一边,我就要讲讲为什么收租院是一个大谎言,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你们还在继续这个谎言,你们以为这个谎言真是能够到今天还能够欺骗我们。我就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德国之声:那么您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做法来把这个事情说清楚,您是向德国的观众,还是向德国的主办方,或者是向德国的媒体来传达这个信息呢?

戴晴:本来我是想在收租院展览的现场,和中方的主持人,也就是重庆美术馆的馆长(来讨论)。他在中国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都说"一百多个记者采访,老外感动的不得了"什么的。我是希望和他能够一起,能够面对德国的来参观的人,咱们来讨论讨论。但是,这人就像中国代表团他们一千多人,想找谁跟他当面来理论,就都没人理你,你就根本没有可能找着。所以最后没办法,我就到了博物馆,有一个法兰克福评论报的记者在那儿,和这个博物馆的德方的一个策划人也在那儿,我就把我对这个"收租院"到德国来展览的我自己的意见对他们说了。

德国之声:您向德国媒体和德国主办方到底说了什么呢?

戴晴:我就在展览的现场,我就说,你们看那边那个穿绸衣服的拿着念珠的那个人就是刘文彩,他是一个十分富有的人。他这么有钱是不是靠他的地租他才这么有钱的呢?因为收租院就要说,地主阶级剥削我们,把地租都收去了,他就成了有钱人,然后我们就充满了仇恨。刘文彩有没有到过收租现场,靠地租富起来了呢,他靠什么呢?第一刘文彩他要有枪,有了枪他才有权,有了权他才能把所有的税收、关税,所有的向贫民敛钱的渠道都把持住,他的钱是这么来的。这些,你说知道不知道,全都知道。但是为什么叫做收租院,因为这就牵扯到中国最主要的土地问题。现在当局认为,以前土地是在地主手里的,他是这样压迫农民的。但是自从我们有了土地改革,土地收归国有,也就是说土地变成我们人民的以后,中国人民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那么打倒地主,土地收归国有,这个是中国共产党今天在中国做为唯一的执政政党的合法性依据,所以他到今天还在说土地。他怎么敢这么说?现在土地等于是掌握在官员手里,农民还是没有权力。你看看,世界上有哪个国家70%的排行榜巨富都是做房地产的,这不就是从土地上挣的钱吗?所以我觉得,他把"收租院"拿来在这里展览,就是为了说,打倒地主,土地归国有,这是我们政权的合法化之处。

采访记者:石涛

责编: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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