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10月24日下午，台湾非营利组织“台湾民主实验室”发表年度报告，以台湾2020年总统大选为主体，分析中国假信息在台湾的传播模式与影响力。

当今许多民主国家都受到假信息，政治类型的假信息尤其丰富 。台湾长期以来与中国之间的主权争议，更让它成为中国传播政治思想的主要对象。在2018年九合一地方选举之后，有更多的学者专家意识到，假信息正在造成意识形态的分裂，而背后很有可能是中国统战部门有意识的操作。

台湾民主实验室研究发现，有利中共的论述在台湾传播的路径已经逐渐发生转变，从过去在内容农场上发表假消息、再透过脸书专页转贴传播的方式，转移为真假资讯夹杂的Youtube影片，又在最近呈现更加在地化的传播模式，导致追踪与裁罚更加困难。

中国不同部门之间的竞争激烈

台湾民主实验室执行长沈伯洋在发表会表示，与俄罗斯在美国大选中所做的资讯战相比，中国在台湾进行的资讯战看似更加分散而没有系统。他将这个现象归因于中国不同部门之间的竞争激烈：许多统战策略很可能是以专案形式执行，而专案与专案之间缺乏协调沟通。

但是他强调，盡管如此，仍然可以观察到中国政府有办法触及一些台湾的独立记者甚至媒体机构要求他们传播特定信息，传播既快且广，又难以追查惩处：“如果追查到最后都是台湾人制造的假信息、台湾人在传播，那就不能算是境外资讯战在攻击。”

彷佛是听到了他的推论，亲中舆论已经呈现出假信息制造者和传播者分离的趋势，而且逐渐深入台湾在地社群。沈伯洋举例，在台湾总统大选前的12月，曾经有一系列小模特、直播主以“宣告我的投票意志”为题拍摄像片，内容大多是抱怨对社会现状不满、呼吁民众出门投票。虽然这些“网红”大多不是在台湾最有名、最有声量的意见领袖，但是在众多贴文的汇集下，当时就连行政院长苏贞昌脸书小编都使用相同标签发脸书贴文。沈伯洋表示，事后追查当时贴出“宣告我的投票意志”的网红，发现他们多有收受报酬才会制作影片，而深入追查背后的广告出资者，发现都指向同一家金主，而该金主也被指与中国政府有所连系。

“看起来是一门好生意”

沈伯洋指出，这种舆论操作的手法非常微妙，在台湾的网红很可能在一开始被接触到商业合作机会时，无法分辨背后的政治意图，“看起来是一门好生意”。他又举一个疫情中的案例：曾经有台湾网红收到商业合作案邀请，要求拍摄三集影片，第一集以“反对台湾口罩出口”为题拍摄像片，第二集则希望网红拍摄将口罩丢到垃圾桶的画面，以表示“宁愿把口罩丢到垃圾桶也反对口罩出口”。沈伯洋认为，这个指令的目的是为了让台湾民众对“反对口罩出口”的意见产生反感，而将舆论导向支持口罩出口。

沈伯洋表示，在人们将社群媒体当做主要消息来源的现在，每个人看到的资讯串都非常不同。当资讯更加分众分流的同时，一些假消息也更容易在封闭团体内传播，却不被外界知晓，而因此难以查核与澄清。甚至，这些封闭群体因为其共同背景与特质，会加强对这个群体内资讯的信任程度，严重的话，“就连特朗普是蜥蜴人都可能有人相信。”

仿效美国和澳大利亚?

报告书写到，中国的国际关系和政治局势在过去两年发生巨变，中国政府也因此加强了对国内的政治宣传和媒体控制，这导致由国家资助的资讯作战与爱国者自发性的对外行动更难以区分。此外，由于台湾与中国的文化亲近、语言共通，在中国发动的资讯攻击当中，有些攻击是由台湾本地人担任“代理人”将效应放大。沈伯洋呼吁，若要反制假信息，建议社群平台更加的透明揭露所刊登广告背后的金主资讯，让金流可以被追查；另外他也建议政府应仿效美国和澳大利亚，通过外国代理人登记，让可能是外国协力者的团体存在透明化。

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罗秉成在现场表示，他同意台湾正在研拟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是“反渗透法”的配套措施，但他也担忧类似法律在澳大利亚的适用性广泛，台湾若比照办理可能造成行政组织莫大负担。此外，如果相关登记交给台湾的调查局办理，是否会让民众观感不佳？对此沈伯洋回应道，目前外国代理人登记的确打算交给调查局处理，拟视对象将登记方法分为主动登记和被动登记两种，希望可以减轻行政负担。

无论如何，长期研究中国影响力的学者吴介民认为这份研究具有重大意义，与2018年相比，当时学术界已经研究了中国影响力操作，并认识到中国正在投放对台资讯战，却仍相对缺乏系统性的数据与资料做直接证实。现在，根据台湾民主实验室的研究报告，不但追踪上百万社群贴文与上万粉丝专页，还将199个Youtube频道纳入分析，无疑是将该领域的研究方式往前推进一步。

台湾民主实验室成立于2019年9月，目前专注于理解与追踪在线资讯操作的机制，并观察监控技术和数码威权扩张的发展。

© 2020年 德国之声版权声明：本文所有内容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不得擅自使用。任何不当行为都将导致追偿，并受到刑事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