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者周保松在《明报》发表《抗命者言》，谈论自己在"占中"运动清场时选择"公民抗命"，留守被捕的经过和思考。周保松说，经过这两个多月，年轻一代对于公民抗命的理解，已经有了根本转变。如果将卢梭在《社会契约》中的话倒过来说，就是香港政府经历了一场深刻的从"权威"（authority）堕落到"权力"（power）的过程。没有正当性的权力，最多只会使人恐惧屈从，但却无法产生政治义务。而当公民不再觉得有服从的义务，公民抗命中最核心的"忠于法律"的道德约束力便会大大减弱。

周保松说，年轻人为民主付出代价，因为只有民主制度才能给人平等尊重，才能让人活得有尊严。这些价值早已以某种方式走进他们的生命，并成为他们理解自我不可分割的部分。唯其如此，他们才不愿意别人用经济利益换走他们的政治权利；也唯其如此，当他们视为应得的政治权利被粗暴剥夺时，他们才如此深切感受到尊严受损。

警察变成"公安"会怎样？

在雨伞运动中，很多人说香港警察成了"公安"。媒体人贾荃在香港《苹果日报》发表文章认为，这不是一句玩笑，而值得深刻反思：到底什么是"公安"，怎样的制度产生"公安"？

贾荃引证了大陆杂志《炎黄春秋》刊登的一篇文章《毛泽东与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该文披露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公安捕杀"反革命"运动扩大化，"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就已经逮捕了200多万人，杀了50多万人"。尽管毛泽东后来要求"刹车"，但是他多次命令和鼓励杀人："你们已杀了3,700多，这很好，再杀3、4千人"，"今年可以杀8、9千人为目标"；"南京方面，据2月3日柯庆施同志给饶漱石同志的电报，已杀72人，拟再杀1,500人，这个数目太少。南京是一个50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2,000余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贾荃认为，对地方政府的官员来说，有政令，就等于"皇上"下了新的政绩考核指标──上头说做七分，下头就要做十分，不能输给同级官僚。所以，很快不少地方便把原来应由专署一级审核的杀人权下放到县一级。这种奴才之间的"竞争"关系才是最可怕的。

抗争需要新的策略

时事评论人苏赓哲在温哥华《星岛日报》发表文章，分析香港"后占领"问题。他认为占领行动终结和"六四"不一样。"六四"之后是彻底的秋后算账，民运生机被连根拔起，二十多年来没有死灰复燃。香港占领运动只是被清场，专上学联、学民思潮、城邦派、社民连、人民力量、热血公民等组织和互联网依然存在，大量参与者也热情不减，即使有司法上的秋后算账，也不可能令有生力量销声匿迹，而将会是改变斗争的方式而已。

苏赓哲认为，这次雨伞运动的抗争阵营和保守阵营的表现，都在人们意料之外。大量占领者在催泪弹、胡椒喷雾、警棍扑头的恶劣形势下不稍退却，宁愿被拘捕、被黑警虐待、被告上法庭留下刑事桉底而视以为荣；唯一动机是他们认为"生于乱世有一种责任"，责任就是为自己和后代争取公平公义的政治制度。但同时，保守阵营的动员力量也相当庞大，发动大型反制行动，包括示威游行、签名运动、到占领区拆路障、骂阵等，出动人数之多前所未见。据此，他认为未来抗争需要新的策略。

暴力事件与"群众路线"有关

澳大利亚民族问题学者雷国俊(James Leibold)最近考察新疆之后接受《纽约时报》记者张彦(Ian Johnson)采访，认为中国政府民族政策的体系建立在民族收买的基础上。这是被清朝称作"恩威并施"的民族统治政策，或者也可以说是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党为那些摘下头巾的女性提供免费前往上海或乌鲁木齐旅游的机会，把她们树为摘下头巾的典范。但是，那些不摘的人，就会失去一些优惠待遇，或者要受到行政拘留"。

最近最近，中共开展了"群众路线"运动，目的是让官员们深入基层社区。雷国俊说，他们就是党的耳目，要确保政策在地方的执行。这些政策会带来一种反弹。暴力事件与政府渗透到基层有关。"如果你将他们逼到角落里，有些人就会进行反抗"。但是他表示不相信"高压锅理论"，"因为人数太少，问题太遥远"，"共产党还投入了大笔资金用来收买大量少数民族的某种默许"。

[摘编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