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开始谨慎地引进市场经济机制。首先集中在农业经济方面。中国的这一改革措施在一个极其短暂的时间内便获得了明显的成效。多年被强迫实行农业集体化制度的几亿农民一下子发挥出了生产干劲。不象以前搞平均主义的时期，富有突然成为光荣的事情。

当时不仅经济改革之风吹遍中国，还出现了一个暂短的民主时期，以“西单民主墙”为代表。每天都有许多人前往北京的心脏地带西单，讨论“民主墙”上贴出来的大字报。异议人士魏京生就是那时在西单民主墙上贴出了他那份著名的讨论民主与专制的大字报。他在大字报中指出，中国的现代化只有带来民主和自由才有价值。与经济改革相反，民主墙现象仅昙花一现。它是中国领导集团的一种精确计算的宽容，是邓小平用于打倒其政治对手、极尽心计的一个工具。而邓小平本人引进市场经济机制的做法实际上也是对毛泽东思想原则的背叛。1979年3月，邓小平掌握实权后开始无情镇压自由派和政治改革派。魏京生被判处了15年徒刑。

而自那以后，中国开始在经济改革和政治保守之间寻找平衡，并以新加坡的威权政体为模式。中国的这种做法倒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成果：今天有两亿五千万中国人使用移动电话，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动电话市场。上海建成了磁悬浮列车线，而大众汽车公司每年在中国卖掉的汽车比在德国的还多。

但在辉煌的外表下酝酿着危机：邓小平曾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在此期间，也确实有一部分人富了起来。特别是那些手中握有权力的人用权力换来了巨大的财富。还有一部分人在国有公司私有化的过程中捞取了大量的好处。

而八亿农民中的大多数却没有与富裕沾边。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成为现代化的牺牲品。并且直到今天，人们还没有发泄心中怨气的正常渠道。任何组织反对党的企图都被无情地镇压下去。中国共产党警惕地监视着电台，电视台，甚至互联网中的动向。她规定人们在什么样的实践中寻求什么样的真理。谁要是出格的话，就会遭遇魏京生25年前同样的结局。

（冯海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