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1966年夏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去五十年后，中国社会依然还未就如何评价毛泽东发动的这场群众运动取得共识。1981年，中国共产党曾试以“十年动乱”、“为党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评语，为文革盖棺定论。但时至今日，中国社会尤其是在互联网上，赞成派与否定派之间的争论依然针锋相对，非常激烈，依其所持看法，主要可分为四个思潮：

1. 流行很广的观点是：文化大革命持续性破坏了中国（儒家）文化，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今日中国的贪婪腐败、道德败坏风气，其根源也在于文化大革命所导致的“文明断层”，因为毛泽东号召工人、学生起来造权威的反。当年“疯狂”的例子，譬如有1966年8月中学生活活打死老师、中国的部分文化遗产被砸毁等。这种观点认为，毛泽东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才发动文革的，他别有用心地利用了年轻人，这样的历史决不能重演，因此，维护稳定对中国具有核心意义。
2. 一派很具影响力的自由知识分子对文化大革命持全盘否定态度。他们认为，不过作为非计划中的副作用，党组织曾一度陷入瘫痪，使许多人醒悟，开始批判性思考。在“人民文革”（1966年秋至1967年1月）期间，在政治上、社会上被边缘化的群体在短时期内得以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最后，在失望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群体中，形成了批判性思潮，他们一开始是在地下讨论自由理念，对党的官僚统治提出质疑。1979年“北京之春”、1989年学生运动的思想起源就在于此。
3. 新毛派则认为，中国1978年后的发展证实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毛泽东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与腐败的“官僚阶级”作斗争，以防中国变成资本主义。他们深感遗憾的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失败，这些“官僚阶级”时至今日一直在掠夺工农。新毛派中的极端者认为，发动一场新的文化大革命，动员人民反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
4. 由学界主导的“新左派”并不希望重返毛泽东时代，不过他们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是导致知识分子对新自由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没有批判能力的原因之一。他们认为应该批判性地看待并重新采纳当时一些积极正面的做法，如工人参与管理（比如鞍钢宪法）、民众的高度政治化以及卫生政策和教育政策的社会公益取向等。

党的领导层以及部分民众却以维稳为名，不希望就文化大革命展开公开讨论。对文革的正面回忆受到压制，但自认为是文革受害者的群体也不应自由发表言论。不仅是当时那些遭受迫害的精英感觉受到了不公待遇，就是许多当年响应毛的号召起来造反的左派人士在1968/69年军队接管维持秩序后也锒铛入狱。今天若就文革展开公开讨论，可能又会重新揭开老的伤疤。

1966到1968年间的文革之所以很具爆炸力，主要是因为党内高层的权力斗争与民众中的社会冲突结合了起来。就在中央主席毛泽东针对国家主席刘少奇开展斗争时，工厂、院校的群众分裂为敌对的派别，誓不两立，互相争斗，有些甚至不惜动用武器。纵观今日互联网上老文革及新文革赞成派和反对派之间的论战，不难想象，他们很可能会大打出手。其口诛笔伐对方的气势，丝毫不亚于当年的红卫兵。

参与论战的，不再光是那些时代见证人，继续他们往昔的争论，而且还有对党持批评态度的自由派和左派人士。这些人借助过去，对当今的体制提出批评。其中大部分人都对文革的反官僚主义想法表示认可，只有小部分人对当年虐待老师、破坏文物进行辩护。较新的一个现象是，新毛派主要是在年轻人、在大学生中得到很大反响，而不仅仅只是在被解雇的国企工人、昔日的造反派和退休的老干部中受到欢迎。

以习近平为首的领导精英主要来自曾受毛所发动的反对党官僚体系斗争的冲击、1978年以后支持改革开放政策的老干部家庭。习近平试以工具化利用毛的某些方面如很具诱导性的雄辩修辞，为其反腐运动服务。但像文革早期即1966/67年期间那样的群众自我组织起来，向当地党的机构组织造反的现象，习近平及其同志们却很害怕出现。党的领导层很清楚，除经济增长以外，保障稳定是其最重要的合法性依据。

不过，对毛泽东最后一次革命的意义的讨论，其激烈程度表明，他1966年凭“造反有理”这句口号所释放的幽灵，还远未得到安宁。其核心问题，即“官僚阶级”不受监督地统治整个社会这个问题，迄今没有得到解决。中国社会要想认真反省思考过去，就避免不了也要谈及当代的种种不公。

Felix Wemheuer（中文名：文浩）是德国科隆大学东亚研究所现代中国学教授，著有一本2009年出版的毛泽东传记。

德国之声致力于为您提供客观中立的新闻报道，以及展现多种角度的评论分析。文中评论及分析仅代表作者或专家个人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