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一幅1970年宣传画的主题是红卫兵。画面上的红卫兵在火车车窗前兴奋地挥动着毛语录。这是文革期间，“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的画面。当时成千上万受过教育的城市青年被送往偏僻农村，在这里他们感受到了农民的生活是多么艰苦。

来自上海的曹益菲（音）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位，从1968年到1979年，她在东北整整度过了11年。“现在回想起来，这是我人生的一个拐点，我失去了读书的一个黄金时代。生活上的艰苦我可以忍受，但精神上完全是一派荒芜。”


值得庆幸的是，曹益菲并没有经历当时的暴力狂潮。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毛坚信，中国的权力已经被脱离民众的官僚阶层所掌控，因此他要发动群众搞革命。党和政府，尤其是在文教系统必须要进行一场自下而上的全面更新。为此，他发动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对人民的所谓敌人展开充满暴力的斗争。

毛的语录以及当时的革命歌曲对年轻人极具吸引力。曹益菲也不例外：


“非常疯狂！我每天早上醒来，听到的第一个声音，就是《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这两首歌。天天听，不用去学都可以背下来了。到处都是红色的海洋。”

同济大学社会文化教授朱大可对文革的宣传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对他来说，毛语录是理解文革的钥匙。他说：“表达的就是暴力性语言，它的暴力指数从一开始就非常高。学生们把这种语言作为他们的样板，他们常用的词汇包括‘打倒’，打倒这个词本来源自五四运动，后来还有‘绞死'‘油炸'‘活埋‘'。各种不断加码的暴力词汇。”


告密，污蔑，猜忌，残暴杀戮，驱逐，劳改，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尤其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毛派青年组织“红卫兵”。朱教授认为，毛的语言对这些年轻非常具有鼓动性。“他的语言极具巫术力，人们真的相信，毛的言辞能让他们解脱痛苦。当然前提条件是对领袖的无限崇拜。毛泽东非常成功地塑造了自己的形象。和希特勒一样，毛泽东利用广场效应制造了一个强大的崇拜场。”


曹益菲在文革期间受了很多苦，对毛也绝无好感，但直到今天，毛的言辞仍然对她仍有吸引力。“从文字角度上，毛泽东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诗人。所以我一直收藏着毛泽东诗词。”


朱大可教授则认为，对毛的崇拜可能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毛的语言仍然活着。

“毛的语言其实并没有终结。文革后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清理毛的语言，所以毛的语言一直留在民间。借助互联网它卷土重来，变成大众广泛使用的一种语言，尤其是在互联网的斗争当中。”

这位文化学者认为，这也正是危险所在：毛的充满进攻性的阶级斗争语言再次进入人们的日常用语，并有可能再次显示它的威力。

“只要文革话语还活着，文革就有可能在话语层面被推动，今天我们实际已经处在准文革状态，因为文化话语全部都卷土重来了。”


曹益菲到没有这么悲观，她更多得是抱怨官方对文革的缄默，社会也没有对这场运动进行总结和反思。“我们的下一代就已经不知道文革了，而且也不希望了解。”长期以来，曹益菲这一代人并不愿意谈及文革这黑暗的十年。对那些曾卷入暴力事件的人们来说尤为如此。但曹益菲现在决定要打破沉默，道理很简单：“文化大革命是个荒唐疯狂的事情，完全是个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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