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中国共产党的长征传奇和在陕北的革命介绍给西方，斯诺是第一人。其实，斯诺当时为之服务的“星期六晚邮报”并非“进步”报纸，但作为该报驻中国记者，斯诺在北京的熟人大多是左派知识分子，其中有鲁迅、美国女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和中国革命之父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

1936年，宋庆龄为斯诺提供了机会，使他跨越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敌对战线、前往共产党退却到达的最后一块贫瘠的土地－陕北延安。斯诺在“解放区”生活了四个月之久，他采访了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为伦敦的“标准晚报”和“生活”周刊写专题报道。

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及其在陕北的生活鲜为人知，斯诺的这些报道深受读者欢迎。在这些报道中，红军长征成了传奇般的经历，斯诺把毛泽东描写成一个具有“林肯一样瘦削身材”的“农民革命家”，从毛泽东身上“无可否认地可以感受到某种决定命运的力量”。

斯诺的巨著“红星照耀下的中国”也具有这样的力量。这本书开始在英国印刷出版，不久就译为多种语言文字。这是有关毛泽东的第一手信息，激起了西方读者对毛泽东的同情。当时，美国人对蒋介石心怀疑虑，尤其因为他与富有的宋氏家族的女儿结婚，美国公众普遍认为他腐败、不民主。

这样的声音在芭芭拉.图赫曼为美国约瑟夫.沃伦.史迪威将军写的传记中更为明显。史迪威是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国战区参谋长，他本来的任务是代表美国辅佐蒋介石抗击日本，但他的战略与蒋的战略迥然不同。

此外，以戴维斯和塞维斯为首的一批美国外交官主张共产党与国民党组成联合政府，他们认为，只有毛泽东和周恩来有能力驱逐日本人。他们深信，中国的共产主义并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因为斯大林就曾对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说过，中国的共产主义是“水萝卜式的共产主义：皮红内白”。

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欧洲也有许多人认为，毛泽东主义的政权尽管是威权统治，但与蒋介石政府相比，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更好方式。尽管后来的“大跃进”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看法直到毛泽东死后仍然持续下来。经过邓小平，威权统治甚至好象获得了“人性的面孔”，能与资本主义经济相匹配。

不过，这一切已经过去了。今天，毛泽东的肖像仍然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但他已失去实际力量，却更多了一圈神像般的光环。今天，中国的上空仍然悬挂着一颗红星，但它已不再发光了。当年那共产主义的理想，其实已是历史。资本主义的现实经济力量，填满了大街小巷，正涌入水乡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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