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 中国公安部长赵克志在4日强调，要做好防疫首先要“创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他说:“要始终把维护政治安全放在首位，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的各种捣乱破坏活动，坚决防止公共卫生风险向社会稳定领域传导。”

这是中共官方一直以来的论调。然而，面对越来越严重的疫情，许多人疑惑的是，中国专制制度真的有助于疫情防治吗?

虽然中国官方不断赞扬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建置效率是中国仅有的“中国速度”，也自称只有中国才能在如此短时间做下影响了５千多万人的封城决定。但为什么疫情没有在初期就控制住，仍然还是中国当局无法回避的问题。

德国之声记者Fabian Kretschmer在北京的观察发现，许多民众对于官方处理的方式心怀不满。尤其是年轻一代，正在悄悄批评习近平统治下日渐专制的社会。

北京一家咖啡馆的年轻人对他说：“我百分之百确定共产党干部没有报告有关该病毒爆发的消息，因为这会破坏他们升官的机会。”他接着说：“像我这样只为了国家好的人，都不能再公开发表意见了。有一天，我们会开始问自己，为什么我们不能在网上看未经审查的信息。”

网路长城意外无人戍守

在春节疫情爆发之后，许多人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指责官员反应不力，不信任来自当局的有关冠状病毒的信息。批评的声音流通之际，许多人纳闷北京是不是放宽了言论控制。

美国网路媒体Quartz记者Tony Lin说，这段期间，包括微博，几乎所有的中国社交网路都在谈新冠病毒。他在2月3日接受播客节目《中国经济谈》时说:“近年我从来没有看过有人在网上可以直接攻击和批评一个省的党委书记，在过去5到7年是不可能的。”

他提到的是1月30日湖北书记蒋超良首次出席武汉肺炎疫情发布会时，面对央视记者提问，牛头不对马嘴的回答。当时央视记者提出有关武汉返乡人员回家遭堵，以及医护用品紧张等问题。结果，蒋超良念稿回答，“过年期间，走亲访友、相互拜年，这是中国人的习俗”。这段5分钟的影片被放在网路上后疯传，批评声浪袭卷而来。过去像这种文章马上会被删除，但这篇却被留在网上。

Tony Lin引述知情人士表示，这是中国中央政府有意让媒体问责地方政府，所以才有《环球时报》和央视陆续都对湖北和武汉政府提出质疑。他也提到，审查员因为春节不在工作岗位上，才意外创造了言论的空间。但在２日复工后，马上就有大规模的删文动作。

Tony Lin提到，这次的事件也让部份中国年轻人思考政治对他们的影响。他举例一位《创造101》的女粉丝说，她建议要有政治版的《创造101》，直播政治人物工作的样子，不喜欢就投票下架。下面的人马上就回复说，她这是发明新的民主制度。

除了年轻人之外，Tony Lin发现，这次的疫情因为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命安全，连许多资深的忠贞的党员都对中央和地方政府产生不信任。也有人说，因为春节家人都聚在一起，所以年轻人可以和长辈讨论这次疫情的假资讯的议题。

疫情引中共治理危机

Tony Lin在访问中提到，如同非洲猪瘟、北京低端人口驱逐事件等，中国地方政府倾向在初期掩盖会造成不稳定的事件。但这次由于是公共卫生危机，影响所有人的健康事件，再加上时机敏感，不像过去地震或是疫苗事件，可以这么轻易压下或用外部势力等藉口。 他说:“你总不能说整个中国人口都被美国收买。”

台湾人类学家刘绍华长年关注1949年后中国的传染病防疫。她１月29日在《独立评论在天下》发表文章表示，中国防疫荒腔走板“最关键的问题，用大白话讲就是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面子’问题”。她表示，中国各种防疫的正反呈现都是“中国反帝反美的主体性心态主导”，拥护中央政府面子至上的是“广大的一样爱国爱面子的民众”。刘绍华认为，当“意识形态主导的面子主体性，高于合理的科学防疫原则”，人们终将为这样的恶性循环复出代价。

近日网路上也流传的一篇中国著名法学家许章润的文章＜愤怒的人民不再恐惧＞。据传在2月2日定稿的这篇长文中，他将矛盾指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他“无耻之尤”，更要他“让位”。他以“瘟疫”形容这次严重的状况，再批“垄断一切、定于一尊的‘组织性失序’和只对上负责的‘制度性无能’。他怒斥中国最高领导人“民心丧尽”，让人民愤慨。还说这是“四十年来最为不堪的一届领导”。他甚至在最后说“败象已现，倒计时开始，立宪时刻将至”，不顾因言获罪的可能发出怒吼。

不论是反思网路审查的反思、检讨防疫方式的检讨，还是炮轰极权统治，不同的专家和学者都疾呼要做出改变。 他们担忧的是，这一次的经验又会再度掩没在时间的洪流当中，在未来的某天重演。这次前所未有的疫情规模是否能促使中国从地方到中央积极在防疫上做出改变，甚至造成政治体制变革？还是又一次大规模事件平息后的明日黄花？都还有待时间一一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