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瑞士新苏黎世报对西藏做了详细报道。在相隔四天的时间里，该报发表了两篇整版篇幅的文章，批评北京对西藏的统治。第一篇文章显然是以西藏实地采访为基础，先报道了在西藏街头的景象以及藏人的自我意识，然后，文章退一步写道：

“但是，当我们试图接近藏人时，这些自豪的山民就变成了胆小怕事的策略家。人们不禁怀疑，他们是否在否定自己。我们遇到一位年纪较大、皮肤晒成古铜色的商人，他看上去是一名藏人，他对我们说，他是中国人。他说，这里大家都是中国人，没有什么藏人。说这话时，他的眼中没有一丝讥讽的迹象，他甚至比中国政府更为严格地控制自己的言论，因为中国政府从来就不否认藏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有自己的文化。这位商人绝非独此一人，许多人都害怕，一旦提起自己的民族，会带来麻烦。当我们问起西藏的雪山狮子旗时，看到的是吃惊的神情，听到的是‘天啊！没有这样的旗子，不能有，也不应该有。’这样的话语。西藏到处飘扬的是中国国旗，藏人的恐惧用手就可以感触到。”

宣传与现实之间

新苏黎世报的文章把中国对西藏的统治称为“恐怖统治”，然后介绍了中国宣传中有关“解放西藏”的论点：

“藏族人民从‘落后’的社会制度下获得了解放，他们摆脱了农奴制，摆脱了剥削和政教合一的压迫。官方的宣传强调，所以藏族人民感谢北京政府。宣传说，现在还没有达到目标，西藏自治区仍然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北京为发展这一高原地区投入了数十亿元，这是值得的。西藏人均收入已有提高，大多数儿童接受学校教育，妇女可以参加工作。农奴制一去不复返，人民的健康状况有了改善。今天，很大一部分藏族人民已拥有现代化通讯手段。”

新苏黎世报努力做到面面俱到，所以并不笼统地否认北京政府的论点：

“这些论点中的许多论点都是真实的。如果只是因为这些观点是北

京政府的观点，就一概否认，显然是不对的。大多数藏人的生活状况比五十年前好。中国人在西藏进行的一些项目，肯定是明智的。许多院落里安装了简单廉价的太阳能集电器，可以在上面烧水，这样就不用以宝贵的木材作燃料。新铺设的公路为农民进城找客户提供了方便，大多数儿童都能入学。”

宗教与自治

文章用了一大段落介绍了藏传佛教。在欧洲，信仰藏传佛教的人越来越多，但由于其中至今仍有一些迷信成分，它也受到批评。新苏黎世报的文章接着写道：

“但是这一切当然不能改变问题的实质。中国在违背大多数藏人意愿的情况下占领了西藏。为了美化自己的侵略，共产党引用了历史作为论据，但遭到了西方历史界的一致反对。更不用说，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以这样的历史论据向邻国提出领土要求。例如，难道德国可以以此为历史为理由从波兰收回东部领土吗？

西藏没有民主，也没有个人的人权。尽管官方做了种种保证，但虔诚的佛教徒仍然受到刁难。被视作是反抗巢穴的寺庙被整顿。拉萨的街头，军人在巡逻，警察和公安人员无处不在。敢对政府出言不逊的人，立即遭到逮捕、受到可怕的惩罚。西藏表面上享有的自治纯粹是一个空想。北京以铁拳统治着西藏。”

在第一篇西藏报道发表四天以后，新苏黎世报又发表了一篇关于西藏宗教活动受到阻碍的整版文章，文章的中心谈的是四川西北部藏传佛教的一个传教寺院被拆毁的情况。这座传教寺院是由一个西藏喇嘛在1980年成立的，成立后发展很快。据说截至去年夏天被拆毁时，已有八千人在那里学习过。新苏黎世报接着写道：

“当然，关闭传教中心只是中国诸多镇压措施中的一个例子。据西藏人权中心和其它人权组织的信息，过去七年内，全西藏几乎有一万九千名僧尼被开除出寺庙，至少有24个传教寺院或庙宇被关闭。拉萨以北八十公里处的一座寺庙中的一名尼姑说，她八岁时，父母把她送进寺庙。文化大革命中，军人强迫她拆除自己念经的经堂。此后，她被迫还俗十年。西藏人权中心说，西藏关押的政治犯至少有251人，其中大多数是僧尼。此外，当然还有许多许多公众不知的事例。”

文化传统与政治愿望

最后，新苏黎世报的文章分析了北京严厉打击宗教团体的原因：

“除了新疆以外，中国领导人打击宗教传统的程度没有比在西藏更为严厉了。显然，中国领导人担心，汉族以外的其它民族的文化基础会成为反对中国的分裂主义发动机。通常情况下，凡是有外来统治的地方，本民族的历史和传统就成为抵抗运动的精神源泉。北京的目的是削弱在该地区起着杰出作用的藏族文化。北京之所以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采取公开镇压的手段，是因为中国日益受到国际约束。如果有关暴行的报道增多，中国的商业气候就会变坏，本来就成问题的中国国际声誉将进一步受到损害。所以，共产党的行动都是小剂量的，他们支持西藏传统中可以控制的、无害的部分，也就是藏族民族歌舞。当然，这一切也并非没有风险。在可以用自己的语言说话、歌唱和写作的地方，也会很快产生要求政治独立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