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界和社会学界通常认为中国社会出现的巨大贫富差别主要分布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最多也只限于城乡接合部。但使用了包括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成果在内的各种数据的这份报告却称:即便在城市中，也出现了接近或超过0，4％的基尼指数。国际上通常使用基尼指数来判断一个社会的不公正程度，其中超过0，4％意味着不公正程度已经相当严重。

在德国佛莱堡大学社会学博士希尔默博士看来:中国城市中的不公正已经到了路人皆知的地步：“中国城市人群收入的差别是随处可见的。就男性而言，你可以看到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就女性而言，你可以看到从乡下来的小保姆。那些农民工吃在工地，睡在工地，家徒四壁，一无所有。但就在他们的身边，非常富有的人开着豪华的轿车，穿梭不已。毫无疑问，城市中这样的差别一眼就可以看到。”

据中国国务院发改委的这份报告，这次调查比较的，不仅是各个社会群体收入和整个社会收入的比例，而且按照所谓五分法，比较了最高收入人群和最低收入人群之间的差别，得出社会最底层的五分之一人群的收入仅占最高收入人群收入的4，6％左右，和整个社会收入比较，这个比例甚至要下降到只有2，75％。据提供这样五分法数据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李迎生教授的解释:这样的比较说明社会绝对值意义上的购买力已经非常不平均了，社会底层在收入上被整个社会抛弃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大。

德国佛莱堡的社会学家希尔默博士补充指出中国城市中层对现在的收入差别增大的感受，她认为：“在城市中层的底端或者在城市下层的顶端，那些人当然也感到收入上的差别，比如他们必须终日辛苦，才能挣到供孩子上一个好学校的钱。但我的感觉是:这样的人固然感到收入差别的压力，感到他们要做成一件事，必须花费非常大的精力才行，但他们更多地是把这样的收入差别视为对自己的推动力，不是我为什么买不起这样的服务，而是只要我多挣钱，就能迎头赶上，或者至少:只要我拼命挣钱，我的孩子们的境遇就会改善。”

事实上，就在国务院发改委这的这份报告面世的同时，中国互联网中已经出现警告所谓第四次下岗失业大潮的讨论，认为下一次的失业大潮一定会波及现在收入还不错的一些中层白领。这样的讨论表明受到收入差别冲击的，不仅仅是进城打工的民工和保姆，也不仅仅是现在还认为增加收入是自己生活动力的那部分社会中层，而是已经包括了对未来担心的更多城市人群。

除了对失业的直接担心而外，希尔默博士注意到中国国务院发表的报告中提到了:城市人群会因为感到被剥夺而不满。她分析这样的措辞，认为:现在令城市人群不安和不满的，还有其他因素，其中包括对未来的期待和对腐败的看法：“另外一个因素是人们期待现在的经济增长会减缓或停滞。假如那样的情况出现，而这样的情况在几年中被预计是会出现的，那么对中等收入人群造成的影响是会非常广泛的。至于收入不公以外的因素比如对腐败的痛恨，我认为在乡下和小城镇，那样的痛恨更大些。因此在那里，也时常出现抗议示威，甚至出现拒绝履行纳税义务的事。认为自己通过腐败而被剥夺，这样的感觉在那里是非常明显的。”

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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