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5日，广东茂名3名小学生被发现喝农药自杀，年龄分别为12岁、11岁和9岁，其中12岁的女孩送医后不治身亡，另外两名仍在抢救中。当地警方称初步调查结果为，三名儿童认为父母关爱太少，所以相约自杀。

据悉，正在抢救的两名小学生为两兄妹，父母长年在外打工并很少回家，兄妹俩由祖父母照顾。

这也是继9月22日发生在江西九江市3名小学生因不堪作业压力相约跳楼后的又一起自杀事件。两起事件的背后，经过媒体的调查得知，都和中国留守儿童这一社会问题有关。在九江跳楼小学生的班级，有一半以上的学生家长在外打工。

目前中国出现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成人为了生计外出打工，他们的子女留在农村家里，与父母相伴的时间微乎其微，一些内地城市也出现类似的情况。这些本应是父母关爱下成长的孩子,却都变成了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留守儿童。他们一般与自己的父亲或母亲中的一人，或者与上辈亲人，甚至父母亲的其他亲戚、朋友一起生活。

2011年3月中国妇联发布的一份调查指出，目前中国留守儿童的数字为5800万人以上，基本为农村孩子，最新的数字为6000万。这些孩子不能跟随父母的理由，还和城市的很多学校不对农村孩子开放有关。使很多打工者被迫将孩子留在故乡。

中国一位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者淮生发布调查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对此问题应该承担责任："当孩子需要得到国家照顾的时候，他们得不到：在教育上遭驱逐，在团聚上受阻拦，在孩子成长过程里一路红灯、麻烦不断；当他们成年后，当国家要求这些孩子们照顾国家的时候，国家没有十足的理由。"

这是"中国模式"令人悲痛的代价

德国之声就此采访了目前在瑞典任教的作家茉莉，她认为此案例凸显了中国留守儿童问题的严重性："我想这是一个儿童权利的问题，这些儿童代表的是中国六千万留守儿童，他们的悲剧也是中国六千万留守儿童的悲剧。中国在走向工业化、城市化的时候，有两亿五千万的农民工被迫抛弃他们的孩子，把六千万的孩子留给了并没有能力照顾孩子的祖父母，导致很多孩子心理出现了问题，甚至走向死亡，这是中国模式令人悲痛的代价。"

茉莉也用"中国模式"对比台湾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孩子的处境，台湾农民走入城市，他们的工资收入和城里工人收入比，不象目前中国农民工与城市人口收入的差距那么大，台湾城市中的学校也并未象中国一样拒绝农村孩子入学

"我们无论是看台湾城市化还是欧洲其他地方的城市化过程，并未出现留守儿童的问题，只有中国有。"

德国之声也采访了另外一位目前旅居在加拿大的中国教育学博士杨爱诚，他认为目前中国的强意识形态管制下，让人对物质趋之若鹜，将金钱当成生活的中心，从而忽视了金钱以外的亲情、儿童健康成长等更重要的内容，单一的价值观让很多孩子被迫拥有一个"缺失父母之爱"的童年。

"在西方儿童权利是最受保护的利益"

茉莉引用中国研究者淮生对留守儿童权利的界定"这不仅是儿童权利，还是动物权利。"无论在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儿童跟随父母成长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西方国家，更是通过法律将这种权利明确呈现。

茉莉也介绍了在瑞典政府对儿童权利的保障措施： "在瑞典，象中国一样把孩子交给其他人带，这是不允许的，如果是父母生病或是没有能力带，政府会出资为孩子寻找养父母，为什么不能交给祖父母带孩子，是因为他们的身体条件和教育方式等，没有照顾的能力，象在中国这样有六千万的孩子被抛给祖父母，这在瑞典是违法的。在西方，儿童利益是最大的利益原则，"

对此，杨爱诚介绍加拿大政府在制定劳工法律时，会充分考虑对有儿童家庭的照顾，以保障父母中的一方有足够的时间来照顾和陪伴儿童；在经济上，对家庭有很多税务和福利上的优惠；

"这是中国特殊的问题，政府要负责任"

茉莉认为对目前中国的留守儿童问题，中国政府甚至全世界都有责任："这些责任是中国政府的，因为在其他国家没有说要必须以这些儿童作牺牲，所有的中国人都有责任，也包括西方正在享受中国的价格低廉的商品的人，这些都是这些孩子的父母牺牲了和孩子的亲情，他们走向工厂流水线，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给世界提供商品，这些代价却要这些孩子来付。"

对于这些孩子的未来及留守儿童问题对社会的影响，茉莉深表担忧："这些孩子长大了会怎样对待社会？这是一个六千万的数字，希望每个人都能为这些孩子获得基本的权利而呼吁，这是中国特殊的问题，中国政府要负责任。"

作者: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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