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批评正是针对那些国际资本强权，针对只顾暴利、全盘经济化的短视做法。”“国际化的尽全力的赢利战略从长远看损害我们的民主建制。”“对国家的怀疑是一条歧路。对国家的蔑视是一种危险。现代国家正是民主理念成为可行的前提条件。”“有些金融投资商们从不考虑人的价值，不考虑他们正在毁灭人的工作位置。他们不带名称，没有面孔，象害虫一般扑向企业，挖根残食，最后一走了之。”

这些言辞让人产生回到德国60年代末学潮时代的幻觉。那时说这些话，能换来全场观众的欢呼。那么，40年代后的21世纪，作为德国社民党主席的明特菲林重复过往的陈词，树起批判资本主义的大旗，又有哪些现实意义？

今年11月，社民党将召开党代会。对重提国家的职能、批判资本主义的某种缺乏人性，本来是要写进社民党的原则纲领中的。但明特菲林有些等不及了。等不及的原因是德国公民对社民党执政的信赖程度一降再降，以致到了历史最低，这对5月22日北威州州议会选举极其不利。按照目前的民意测验，社民党执政了近40年的重镇已失落无疑。而北威州的失陷，又会把厄运继续带给2006年的联邦议会大选。社民党内部焦躁不安。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明特菲林要完成的第一目标是实现全党的团结，而实现团结的唯一途径是发出向左拐的口令。

社民党是太偏右了吗？1999年5月，施罗德执政刚刚半年，便和英国首相布莱尔弄出一个“施罗德－布莱尔文件”。文件主要有两名作者，其一是布莱尔的顾问，现任欧盟贸易委员的蒙德森(Mandelson)和施罗德当时的总理府部长洪巴赫。这两人在文件中这样写道：“欧洲社会民主经常忽视一些对公民来说重要的价值，比如个人成就、企业家精神、个人承担的责任与付出的努力，而过多地追求安全感。”这份文件中类似的言辞比比皆是，这大大刺激了德国传统的社民党人，他们接着开始了对这份文件的全面围攻。不过，到了施罗德第二执政期时，这份文件还是得到了悄悄的贯彻。

只是，施罗德从此与靠之起家的社民党系下了冤结。他当选党的主席和再度连任总理，要归功于社民党当时实在找不到替代施罗德的人选。他奉行的改革路线，始终得不到全党的一致支持，恰恰是改革中的不得志者，多半是社民党多年来的衷实支持者。当施罗德同社民党之间的缝隙即将发展成鸿沟的时候，他卸下了党主席的职务。

平心而论，德国开始的所谓改革同东欧任何一个国家相比，充其量只能算作是对以往制度的小小更正。但即便是这一小小的更正，却也打击了一大片，其中很多是社民党选民。

明特菲林年长于施罗德，算不得是施罗德的接班人。他是战后废墟上长大成人的一代。他深知，德国必须发生深刻的变化，才能保住这个福利国家的核心。如果仔细听，这一思想贯穿于明特菲林所有演讲的始终。然而，站在社会党大会的讲台上，他有责任，也有义务，向全党传递温暖。

明特菲林4月13日的讲话很长，有些内容同红绿执政的现实政策也相当接近，有些字句甚至又让人想起“施罗德－布莱尔文件”：“国家的作用可以消失，如果这是负责的行为；国家的作用必须加强，如果这有必要。”但这些词句被同反资本主义言论遮盖，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

紧接着，德国掀起了一场有关资本主义的大辩论。辩论中，社民党基本一致地站到了本党主席的身边，以摇旗呐喊相支持，左派自不待言，就连以务实著称的经济部长也声称同明特菲林的观点一致。德国福音新教理事会主席胡伯尔以及天主教柏林教区大主教斯台尔辛斯基也都称赞明特菲林的演说非常成功，非常正确。“如果当年耶稣也小心翼翼地传教，今天就不会有这么多人阅读圣经了。”斯台尔辛斯基这样说。

德国反对党领袖、基民盟主席梅克尔却不这么看。她对媒体说，社民党进行的不是辩论，他们是在绝望地回避德国500万失业者这一中心问题，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汉莎航空公司监事会主席威伯尔甚至威胁道，如果社民党笼统地反对资本主义，他将辞去德国政府委任他的“政府外来投资专员”一职。

德国金属业雇主协会警告社民党不要改变现行改革路线，“不要将德国孤立于全球化的世界，缔造出一个灰乎乎的前东德来。”德国工业协会主席图曼承认有些企业裁员时不考虑社会责任。不过，他要跟施罗德总理就资本主义一事进行“特别明确”的交谈。保时捷总裁威德金(Wiederking)表示理解明特菲林，“如果教皇说这样的话，大家都会以热切的眼光盯着他，支持他。”在他看来，一些企业主在资本和工作之间的确没有找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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