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正式成立，被官方定义为“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伟大实践。在当时的宣传中，这象徵着新疆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然而，美国罗斯-豪曼理工学院（Rose-Hulm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新疆问题专家葛罗斯(Timothy Grose)教授指出，如果回顾历史，可以看到中国官方同化政策“一定程度的连续性”。不过，这并非一个直线性的过程，它一直要面对各种变数，在随后几十年的历史中逐渐一一浮现。

与自治区同年成立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一个集党、政、军、企为一体的特殊组织。它以“屯垦戍边”为使命，深刻地改变了新疆的经济结构、人口分布和社会面貌。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的新疆问题专家拜勒（Darren Byler） 教授指出，兵团在历史上就扮演了国家先锋的角色。它不仅在巩固控制方面发挥作用，还与刑罚系统和监狱系统密切相关，在新疆近几年的大规模拘留系统中扮演了领导角色。

19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在新疆边境地区进行政治鼓动。1962年，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超过六万名中国公民越境进入苏联，史称“伊塔事件”。这一事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在新疆面临的首次严重信任危机，北京对少数民族忠诚度的疑虑也因此加剧。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包括维吾尔文化在内的少数民族文化曾经历了大约15年到20年的文化复兴期。图为1987年一位年轻的哈萨克牧民骑着马，背着一台音响，去和朋友们聚会。

从80年代的文化复兴与骚乱并行，到90年代暴力事件频发，新疆的民族矛盾在不断累积。2009年的乌鲁木齐骚乱是冲突的顶点。然而，Darren Byler 教授指出，直到2013年和2014年，维吾尔人实施的暴力事件“才真正符合国际上对恐怖主义的界定”，特别是发生在昆明的袭击事件。这些事件被中国官方定性为类似于"中国的9·11"事件，这真正成为了构建高科技监控系统的动力。

2014年“严打”后，新疆迅速被高科技监控网络覆盖。人脸识别、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被用于预测和管控社会。学者Darren Byler 教授指出：在高科技监控系统的辅助下，“非本地人、非维吾尔人、非哈萨克人可以自由旅行并感到完全安全”。而中国官方可以通过车牌识别、人脸识别和手机Wi-Fi探测器等方式，追踪居民的数据、行动和数字历史。

自2017年起，一个庞大的“再教育”拘留营系统在新疆各地出现。官方称之为“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旨在“去极端化”。Darren Byler 教授分析，该系统最初借助“诊断工具”，通过扫描手机等方式决定谁应该被送进拘押营。随后，该系统转变为“训练人们应该如何参与劳作”的工具，目的是培养“一个顺从的群体”。

身份的重塑是系统性的。近年来，新疆教育系统全面转向普通话教学，同时官方通过“靓丽工程”等活动引导社会审美。中国研究学者 Timothy Grose 教授认为：“这场运动的核心，是通过重塑教育、审美和语言，来切断维吾尔文化的代际传承。其最终目的是创造出一代与自身文化和历史脱节的‘新公民’。” Grose 教授强调，所有这些政策都旨在“掏空”维吾尔身份中伊斯兰教和突厥语言等“最有意义的元素”。

近年来，“大美新疆”成为中国国内旅游的顶流，被官方视为其治理成功的最终证明。这种旅游热潮将一种被允许、被规范，几乎普遍是歌舞的“维吾尔文化”商品化和奇观化。Timothy Grose 教授指出，“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有几个目的”，其中之一是让游客“亲眼看到”这种文化的蓬勃发展，从而对新疆“侵犯人权的指控产生疑虑”。

为了配合旅游业发展，许多城市开始拆除街头部分安装在表面的监控设备。这究竟是真正“正常化”的开始，还是一种治理策略的转型？Darren Byler 教授认为，监控系统“主要是对局外人变得不那么可见了”，但如果你是维吾尔人，这些监控工具对你来说“仍然非常有效”。他补充说，“有很多监控在后台发生”，大多数人不会意识到。

从“民族自治”的承诺到“全面社会重塑工程”，新疆在70年里走过了一条曲折且充满争议的道路。今天，在旅游热的表象之下，一个高度管控的社会新形态已经成型。（资料图片显示1996年7月22日倒塌的白杨河大桥，阻断了通往乌鲁木齐的陆路交通）

为理解这段复杂的历史，两位新疆问题专家强调了两个核心事实。第一，与新疆的深刻关联： Timothy Grose 教授强调，任何游客都应该承认并认识到，他们所前往旅游打卡的新疆，原本是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合法生存的家园。他们与这片土地的“深刻的联系和归属关系”是游客需要理解和重视的。

Darren Byler 教授指出，中国警方用于界定“极端分子”的“75种极端主义行为清单”是“非常非常广泛的”。其中包含了“斋月期间的禁食、保持清真标准”等基本宗教习俗。他总结道，这说明维吾尔人被针对的原因“并非真正与政治倾向和暴力有关”，而是基于他们的“种族和宗教”身份，这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反恐计划都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