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有43家出版社，看起来生意兴隆，实际上多年来没有出过一本使人感兴趣的书，更不用说畅销书了。新一代文学家在上海没有机遇，他们通常在别的地方被人发现，然后回到早已不是冒险家乐园的上海来，参加冒险。在吹吹打打庆祝党的生日或建军节时，却总是出版那些没有人买的宣传书籍。如果不是国家按计划经济全盘接收的话，许多出版社早就破产了。

叶觉林认为，这种可悲状况的原因是出版社谨慎从事，过分注意政治上正确，不敢涉足可能有问题的陌生领域。他要求实行更多的市场经济。这样的说法听起来很矛盾，难道上海在经济上不是全国的榜样吗？但是正因为上海是榜样，党才如此严格地控制这个城市，没有北京点头，上海什么都不能做。

不过，叶觉林是一个富有幽默感的人。为了把上海和上海的文化从意识形态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他按照邓小平的改革精神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法：在上海建立一个文化特区，让一两个出版社自己制定出版计划。无论这几只鸟如何蹦跳，它们总还在笼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