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星期以来，中国最好的报纸－‘21世纪环球报道’不得不保持沉默。这份以优秀分析、审视性报道、尤其以敢于触动政府宣传不允许提及的题材而出名的周报接到禁令，暂时停止禁止出版。报社总编辑被解除职务，其他工作人员去‘学习党的路线’。目前中国强大的宣传部对所有固执己见的出版物实行严厉打击，禁止21世纪环球报道出版只是其中的一次。

来自中国方面的消息说，最近几个星期，有八十多种出版物和出版社因为偏离党的路线受到了宣传部的警告或处罚。‘21世纪环球报道’采访了人民共和国国家缔造人毛泽东的前私人秘书李锐，李锐在答记者问时，要求实行政治改革、重新评价毛泽东，这篇报道成了这份周报倒霉的缘由。中国记者们认为，采访李锐不过是导致新闻检查官采取行动的最后一个原因而已，这份广为阅读的周报早就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

文章接着说，中国新闻报道的禁区并非十分明确。其中，领导人及其家属的情况不许报道。南方周末就朱熔基退下总理职位发表评论文章造成总编辑被撤职就是一个例子。对外交政策的评论不能偏离官方路线，对艾滋病和目前非典型肺炎的报道都有严格的规定。二月份，华南的报纸大胆报道了广东“非典”引起的惊慌，于是宣传部下令全国封杀有关“非典”的报道。尽管如此，官方对报刊的控制却越来越难以取得成效：

“除了这些明确规定的禁区以外，有许多灰色地带，各省、各新闻检查部门对这些灰色地带的态度不尽相同。最近，新闻界经常帮助揭发污染环境的丑闻，抖出工伤事故的内幕、追查大量食品中毒的事件。但他们大多都要顶着地方当局的反对去做这些事。

中国出版社和出版物的困境在于他们现在虽然必须按市场经济原则运作，但其内容却仍然受共产党的监督。国家不再资助出版社，出版社必须靠广告、出版物销售或其它活动的收入来自我维持生存。它们被迫印制销路好的书籍报纸。但销路好的印刷物，例如有关共产党干部腐败的报道，往往恰恰是宣传部不愿意看到的东西。

文章接着写道，宣传部的思想意识看守们有足够的手段约束新闻出版界。除了常用的警告、解除总编、编辑或记者职务外，还有经济手段。最有效的手段是收回发给出版社的书号，这样出版社就无权出版书籍和报刊了。文章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新闻自由还远不可及，即使“非典”风暴平息，报刊的编辑记者仍然要戴着“口罩”：

“正在进行的这场整顿纪律运动打破了人们对中国新政府将给予更多新闻自由的希望。虽然党的新领导人胡锦涛在就职后指示新闻界要多报道人民的想法，少报道党的会议，但同时党也严格禁止报道工潮和抗议活动。在发生难以确定性质的事件时，宣传部仍然把不让国内出现动荡定为最高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