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曾经有人对我说过，柏林电影节就像柏林这个城市一样，大而混乱。我对柏林的了解并不多，虽然来过的次数不少，但是每次无论在这个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我都会感觉无法分辨方向，迅速迷失。柏林电影节的规模可能大得像这个城市一样，它复杂甚至啰嗦且计划赶不上变化得让我仅在短短的24小时之内就变得一个头两个大。

我找到范俭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他双手插在羽绒服兜儿里站在柏林电影节主会场Berlinale Palast的门前。范俭是个独立电影制作人，这次来参加柏林电影节"青年训练营"（Berlinale Talent Campus）单元。这是个为来自全世界的电影"新生代"们提供交流学习相互认识机会的活动。

我顾不上问他到达柏林是否一切顺利，而是急着先告诉他，大约半个小时后我必须赶去看台湾导演侯孝贤的影片《10+10》的媒体放映场。我们的谈话在碰面地点附近的一家小饭馆里匆忙进行。34岁的范俭看上去是个成熟而谨慎的年轻人，说起话来慢条斯理的。这次他带着仍在制作过程中的新拍摄的纪录片《在城市里奔跑》参加"青年训练营"，用他的话说，就是接受"大师们"的指导，再尽可能地联系一些海外制片人。

"你知道吗，导演和制片人就像是一对夫妻，他们要互相找对合适自己的人，"他端起桌上的啤酒杯抿嘴喝了一口，"柏林电影节的青年训练营就是给我们这些导演一些机会去认识世界上一些特别出色的制片人。"他把身子往前探了探，接着说："纪录片是一种文化产业。纪录片不完全是生意，但也不能完全把它当成艺术品。我觉得，得让中国的纪录片和国际接轨。做纪录片是不可能闭门造车的。"我问为什么。他笑了一下，说，"在中国国内没有纪录片的市场，也没有纪录片的观众，同时还缺少拍摄纪录片的资金。国内缺乏推广纪录片的渠道。有些片子电视台根本不会播，播也会删减。在国外有很多喜欢看纪录片的观众。比如我去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的时候，看到有很多外国观众冒雨排队买票看纪录片，一张票要9欧元，这可不算便宜呢。可是国内呢，国内的观众都在看电视剧。"

2007年，范俭结束了在中央电视台制作纪录片的工作，开始起独立纪录片制作。独立纪录片，这也许又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名词。独立于体制之外，做在体制内一定不能做的片子，表达在体制内一定不能表达的内容。可是，去做既缺少市场又缺少观众的纪录片吗？"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吗？"我问范俭。"32岁的时候我开始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能做什么。我不适合拍电视剧，我知道我适合拍纪录片。"他仰着脸看着我说。

《在城市里奔跑》是范俭独立制作的第5部纪录片。到目前为止最令他引以为豪的大概是他的第4部作品-《活着》。去年他带着这部纪录片参加了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中等长度竞赛单元。"这是对于纪录片制作者来说最为重要的国际性电影节。" 范俭的口气中充满了自豪感。

我对范俭的采访由于《10+10》的放映而中断了。等我们再接下来谈的时候已经是夜里11点多。我们坐在柏林中央火车站内的麦当劳继续着我们的谈话。音箱里传出痞子阿姆唧唧歪歪的饶舌声。几个夜行的旅客喝着咖啡吃着汉堡。"你想尝一块芝士蛋糕吗？这可是有欧洲特色的蛋糕。"我问他。"不不不！我怕胖，这么晚了不能吃这样的东西。" 范俭一边把身体往沙发里仰一边摆着双手。"只吃一次胖不了。"我想告诉他这是欧洲最好吃的蛋糕种类之一。看得出来他被说动了，他举起叉子尝了一小口。虽然他说味道不错，但是他吃得很少，看来他真的怕胖。

我们聊起了他正在创作中的独立纪录片《在城市里奔跑》。范俭在自己的博客"老范"中对这部纪录片描述道：他是农民工，又是微博控，他不是贱民，不是子民，他是有权利意识的公民一枚。

农民工老陈和他的家庭在北京已经生活了15年。2010年，随着北京的城市扩张，老陈一家遭遇拆迁的命运。"他们已经把北京当作自己的家，但现在需要面对城市扩张对他们造成的冲击。他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抵抗拆迁。他自己写博客，拍DV发到中国很有影响力的网站上。他去找律师，我觉得这是一种权利意识吧，" 范俭把两只胳膊架在沙发的扶手上，"我觉得应该拍出面对困境时他的反抗、他的挣扎以及他家庭内部的关系。"

拆迁这样的话题在中国并不新鲜，无论是体制内的还是体制外，无论是媒体还是影人都在触及这方面的话题。范俭说："我凸显的不是冲突本身，而是权利意识。我拍摄的人物身上有很明显的权利意识、行使权利的愿望和行使权利的能力。他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这几年他参加NGO的活动，认识了一些能给他提供帮助的朋友，其中就包括律师。他会用更为智慧的方式对待这样一场冲突。例如他会去查相关的法律条文，去找国土局要求信息公开。他写博客，写微博，懂得推广自己。"

"中国人具有了权利意识，这是件好事。" 范俭瞪着我说。

我们的谈话结束了。中央火车站冷冷清清的。范俭捧着那个装着大半块芝士蛋糕的小盒子消失在夜色中。我望着他的背影想，他是有独立意识的纪录片影人一枚。

作者：洪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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