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北京现在没有制造业，全是服务业"，专车司机杨师傅感叹道。近年来，服务业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加。站在北京街头，对这一点会有切身体会：大街小巷，都能听到人们在讨论股票和房地产；拥堵的马路上，行驶着出租车、快车、专车，也穿梭着很多送快递、外卖的三轮。

据中国官方统计，2012年，服务业（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GDP）中的比重超过了第二产业，到了2015年已经占据半壁江山（50.5%）。2016年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GDP的54.1%，高出二产14.7%。

尽管杨师傅自己也是服务业大军中的一员，他仍然带着忧虑的语气说："经济这样下去，怎么行？"

专家：趋势还将继续

在很多人看来，杨师傅恐怕是过虑了。服务业的兴旺正好可以弥补制造业的疲软；进入服务业打拼、淘金的，除了目光敏锐的企业家，也有大量的企业下岗职工。

一些美国经济学家表示，中国正在从一个生产者的社会转变为一个消费者的社会。这其中就包括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高级研究员拉迪（Nicholas Lardy）。他对德国之声说，服务业作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大动力的趋势，还将继续。

拉迪给出了四个方面的原因："（中国）可支配收入的增速继续超过GDP的增速；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情况可能强化；家庭用于服务业方面的消费将比以往更高；（相对于制造业）服务业是更加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因此服务业增长将会带动劳动力需求的上升，以及相对于GDP的可支配收入的进一步提高。"

金融业空间大

中国知名经济学家茅于轼也认为，服务业比重增加是"好事情"。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他称在未来三、五年里，服务业比重还会往上走。

茅于轼说，"其他国家的经验都是服务业所占比例越来越大。中国和其他国家比，服务业比重一直比较低。……印度人均GDP比我们低，服务业却比我们高，美国就更高了。……美国为什么服务业比例那么高？因为金融业非常发达，而我们的金融业就非常落后了。服务行业创造的财富、吸收的就业还有很大空间可以发展。"

在过去几十年里， 美国第二产业占比不断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升。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调查报告《世界概括》，2015年，服务业在美国GDP中所占比重为77.6%。

看上去很美

服务业的最大潜力，显然被北京看在眼里。一段时间以来，在报道服务业发展时，中国官方毫不吝惜美言。

"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新一轮经济增长的火车头"等字眼，屡屡出现在中国国家统计局官网上，服务业成为政府实现其经济增长目标的希望所在。中国发改委也称服务业是"我国就业的最大容器"，"可夯实供给侧改革的就业基础"。

然而在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专家曾林(Max J. Zenglein)看来，这是被中国政府"美化了"的图景。他认为，服务业的影响被高估，中国经济"缺乏动力，威胁到了增长目标"。

这位德国专家称："在中国的服务业中，房地产和金融市场的增长是基于投资泡沫。服务业在中国GDP中所占的高比重主要是因为制造业等行业动力下降。服务业本身只是保持了稳定的增长。"

香港"大公网"曾发表题为《内地服务业冒进，背后成因需关注》的文章。而"华尔街见闻"也在今年8月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经济的"服务业化"分为好、坏两种。"好的服务业化是以美国为例，其服务业化并不意味着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挤压，而是三大产业协调发展的结果；坏的服务业化以阿根廷为例，其第三产业比重因为第一、第二产业竞争力弱而被动上升，并助推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通过曾林的分析来看，中国的现象似乎更接近后一种情况。

此外，这位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经济学者还称，服务业难以成为真正的"就业发动机"。他表示，尽管2016年出现了700万个新工作岗位，然而这主要是基于总理李克强建立创新创业企业的倡议。其中很多企业很小，它们能否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立足，值得质疑。

"最大的问题"

对于经济学家茅于轼而言，发展中国服务业，关键在于金融行业，然而问题也在于金融行业。

"中国GDP67万亿，储蓄存款50万亿，存款利息提高一个百分点，GDP就上升0.8个百分点。现在GDP往下掉，想恢复就要提高金融业利息。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之，把利息降下来了，完全是搞错了。"

这位中国学者说，中国金融业问题很多。"国家垄断、方向错误--银行全是国家的；很多理论问题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认为金融业不创造财富，把金融业规定为实体经济服务。"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很糟糕"，茅于轼无奈地说。"没有好的因素推上去，都是坏的因素在起作用。习近平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这个方向错了，我们要做大的是民营企业，而不是国有企业，现在中国民企已经面临不公平竞争，这个主张更加强了这种不公平。……牺牲民企，做大、做强国企，这是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

谁是真正的救星？

墨卡托的曾林也认为，"中国经济面临艰难的处境"。伴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减小，中国经济发展的"唯一出路是真正地实现产业升级"--企业更多生产高附加值产品，同时淘汰过剩的产能。

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企业裁员。曾林说，"中国政府由于担心大规模失业和社会不稳定，在产业升级和结构改革方面表现地畏手畏脚"。

美国经济学家拉迪也同样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对德国之声表示，看上去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年里仍在继续依赖老药方--通过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国有企业投资来刺激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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