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中国对德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问题持谨慎态度。中国仅仅表示希望德国能够在联合国中扮演更大的角色。就此，本台记者当远采访了德国外交部的咨询机构，位于柏林的科学与政治基金会凯-穆勒博士。

问：德国外长菲舍尔在中国提到了十分敏感的人权问题。是您提的建议吗？

答：我们要是有这样的能力就好了。我想，要么是德国政府内有明确的工作分工，要么就是德国政府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态度的确有不同的意见。菲舍尔今年春天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会议上就已经对中国的人权问题提出尖锐的批评，中国对此提出了抗议。德国总理施罗德对中国持不同的态度，施罗德希望能够和中国保持友好的关系，以促进两国的经济发展。

问：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和德国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此次菲舍尔突然提到了敏感的人权问题不是会影响中德之间的良好关系吗？

答：这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中国将在今后密切关注德国在重要国际机构内以及对双边问题的态度。早在科尔担任德国总理的时候，中国的政策一直由德国总理直接关注。德国为了和中国保持经济合作，对北京一直持友善的态度。所以，中国方面应该能够体会到，德国外长的态度并不能够代表德国的态度。

问：但是菲舍尔不仅是德国的外交部长，同时也是德国的副总理。他在讲话的时候没有和施罗德总理统一一下口径吗？

答：是，所以我希望德国政府内部对中国的各项问题能够具体分工。德国政府内部应该清楚，在台湾和人权等问题上，是可以，也应该批评中国的。中国政府不应该认为德国会对中国侵犯人权或者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气氛袖手旁观。

问：您刚才提到了工作分工，您认为谁应该对中国的人权问题提出批评，是施罗德总理还是菲舍尔外长？

答：在一个民主社会，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提出批评。我所说的分工指的是在现实环境中制定政策时候的分工。决策人应该看到，中国的人权问题在过去的几年中越来越严重，台湾局势也越来越紧张。我认为，德国应该在欧盟范围内，以及在和美国协商的前提下，制定对中国的政策。

问：我们不应该忘记，菲舍尔不仅是外长和副总理，他还是德国绿党的领袖人物。是不是出自党内人士的压力他才在中国做了这一姿态的呢？

答：是。在德国的绿党内部有一部分人权问题的强硬派，特别是一些来自原东德的绿党成员。菲舍尔要顾及到他党内的利益。所以我认为，施罗德在他上次访问中国以及在温家宝访问德国时候做的表示仅仅是一种表示而已，例如解除武器禁运。在欧盟的背景下，德国对中国的政策应该回到一个现实的状态。

问：菲舍尔访问北京希望能够获得中国对德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支持，但是却提到了中方如此敏感的问题。这样的策略不太聪明吧！

答：我并不这么认为。但是您说的对，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政策。但是我认为，根据目前联合国改革的进程以及欧盟内对中国的态度，德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中国要求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解决这两件事情还遥遥无期。中国从1994年就开始表示支持德国在联合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是实际上中国并没有对联合国安理会进行改革表示出热情。中国单方面没有能力倡议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其他的常任理事国对此也没有什么热情。能够做到公开表示支持就已经不错了。现实地看，目前联合国改革进程停滞不前，这一问题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以解决的。

(当远）